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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基本内涵及人文价值的再度探讨
“草原文化”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而且为传统的学术研究给出崭新的思路和视角，为内蒙古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理论平台。在本届论坛上学者们再度围绕“什么才是草原文化”的论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吴团英研究员在《关于草原文化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的学术报告中，在总结已往草原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把草原文化作为整体来研究”、“把草原文化放在中华文化大框架下研究”、“把草原文化与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结合起来研究”三个特点的基础上，从草原文化的学科分类、基本属性、区域分布、构成划分、发展高峰期等五个方面，对草原文化的内涵、构成和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和归纳，概括性地解答了“什么才是草原文化和草原文化学科”的核心理论问题。他指出，所谓地域文化有三个基本标准:一是要有相对稳定的地理范围;二是要有地域生产生活特点;三是要有原发区域和历史上的古国、古地理依据。即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历史上形成的、被人感知和认同的文化。草原文化是在草原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地域文化。关于草原文化的属性，他认为，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游牧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统一，是一种综合性复合文化。其中，地域文化是根本属性，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游牧文化则是其基本属性。依据草原文化的分布情况可分为发祥地、承载地、影响地等三个区域，即草原文化的核心区、传播区、辐射区。蒙古高原是草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草原文化的核心区域。
叶舒宪教授在《文化传播:从草原文化到华夏文明》的学术报告中，依据红山文化、巴蜀文化等史前考古史料，分别以“草原文化与玉石之路”、“草原文化与黄金之路”、“草原文化与熊鹿崇拜”等三个方面对草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草原文化对华夏文明形成的贡献进行深入阐述。他认为，商周时期墓葬出土的玉器大部分是新疆和田玉，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的中原和西域之间已经有了早于丝绸之路的“玉石之路”。所谓“玉门关”就是当时运玉途中的中转站或集散地。红山玉器对中原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正如“玉出昆仑”一样，黄金也是由北向南传入的“异文化”元素。我国最早的黄金饰品出土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而中原地区在商周时期还没有黄金礼器，直至春秋战国才出现少量金器。在四川三星堆古墓中除了中原文化特有的青铜礼器、玉器外，还出土了用黄金制成的权杖、面具、太阳状金箔等精美金器，表现出与当时的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风格。红山文化玉雕龙的C字型躯干、鹿角、熊爪都是中华龙的母体元素。比起文字记载的“小传统”、文字出现以前的神话传说、神圣符号和考古出土的实物等“大传统”，能够从更为久远的历史时空、更为广阔的视角、灵活地探索草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能够得出更贴近历史真相的判断和结论。
王绍东教授在《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先进与落后”、“防御与进攻”之辩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的学术报告中，对历史上形成的视农耕为先进、游牧为落后、农耕民族处处防御、游牧民族节节进攻，从而农耕生产方式取代游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进步的传统观念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战国秦汉时期农耕与游牧两个世界的“战与和”、“进与退”、“强与弱”为视角，客观辩证地分析了这两种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各自的特征和规律。他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离不开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这两种最基本的物质因素。在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灌溉方便的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农耕生产得到高度的发展，显现出农耕文化特有的“先进性”。而那些生活在降雨量低、气候寒冷干燥的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尤其是年降雨量少于400毫米的高原地区的人群，选择以养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因为有了游牧生产方式，才使人类突破环境的限制，开拓了新的生存地域，发明了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新型的人类文明。
王其格的《再论“草原文化”的内涵及构成》，认为“草原文化”是一个不同于一般学科的综合性人文学科概念。首先，草原文化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即“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包括原生性、次生性、共生性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其次，“草原文化”是个历史地理概念，即在“草原”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形态的文化，而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形态文化。第三，“草原文化”是个民族文化概念，即从史前时代的北方先民到后来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和当今各民族共同造就和发展的文化，这也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同的重要区别之一。第四，“草原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概念，即包括原生性“本土文化”和再生性“异质文化”及后来的共生文化。草原文化是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进化，由原始文明向现代文明发展过来的系统文化，即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当今社会的一系列相互传承、相互影响并演化过来的不同类型文化的总和，包括原始采集渔猎文化、农耕狩猎文化以及后来的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聚落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等不同形态文化，是一种多源且多元的复合型文化体系。
陈巴特尔的《反思与构建:全球史观视野下的草原文化》，在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新视角审视全球背景下的草原文化价值取向，反思和分析中外史学史上流传多年的有关草原民族的“华夷之辩”、“蛮族之说”等偏见的同时，运用“全球史观”的理论观点重新评价和肯定了草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胡玉春的《边缘地带文化互动的记忆以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例》认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这两个相邻文化始终保持互动关系，二者之间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在各自的边缘区域犬牙交错，形成农牧交错的过渡带，文化融合首先发生在这里。刘春子的《草原文化信义观初探》认为，“信义”是草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在特定的生产生活传统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社会责任和道德法规形式。“誓言”是信义的主要载体，是人与人、君与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信义关系的情感纽带和行为准则。在价值取向多样化、传统文化边缘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义不断面临挑战的当今社会转型时期，草原文化的“信义”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金瑞、王赛音的《论草原文化的历史贡献及当代核心价值》，从草原文化的内在特征着手，重点考察草原文化对世界历史作出的贡献及微观视野中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精神实质和草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成及其内涵。特木勒的《蒙元汗庭东迁之地考述》，利用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民俗学资料，对北元汗庭东迁过程进行考证，认为今辽西地区为当时蒙元汗庭驻帐的“古列延”(蒙古语，意为院子、院落或圈子、框子等)。乌云高娃的《试论伪满洲国时期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哈达的民族意识》，以哈达的生平及代表作品为依托，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着重分析了伪满时期蒙古族知识分子的民族忧患意识及强烈的政治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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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内蒙古新闻网 2012年09月03日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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