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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进步
胡适在英文着作中谈到中国，多少有些隐恶扬善的心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中，不但隐含着近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而且妇女也有相当崇高的历史地位。至于说到中国的改变，他强调中国是在进步的，而不是停滞不前的。
1926年11月11日，胡适在英国剑桥大学作了一个演说，题目是《过去一千年来，中国是停滞不前的吗？》（Has China Remained Stationary during the Last Thousand Years?）。这个演讲是为了反驳威尔斯（H. G. Wells）在《世界史纲》（Outline of History）中的说法--中国文化在7世纪已达到巅峰，唐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此后千余年，中国在文化发展上是停滞不前的。
胡适在演讲中指出，唐代只是中国文化高度发展的开始，而非巅峰。宋代活字印刷的发明，使大规模的知识流传变得可能，这在文化发展上所造成的重大影响是不能估量的。唐代文学的成就，主要只是在诗的创作上，散文的成绩并不理想，至于戏剧和小说则更谈不上。第一个伟大的剧本出现在13世纪，而杰出的小说则更迟至16、17世纪才完成。至于在哲学上，唐代缺乏第一流的思想家。禅学和理学的兴起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朱熹和王阳明的成就都迈越前代。清代的学术则更足以压倒千古。
类似的看法在胡适1921年7月3日和1922年5月19日的日记里有过零星的记录，但都没有这篇演讲论证得翔实。
唐代以后千余年的中国固然是进步的，20世纪以后的中国也并非停滞不前。为了要说明这一点，胡适在英文着作中多次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早在他回国之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刊物《哥伦比亚观察家》（Columbia Spectator）上发表文章，力斥袁世凯恢复帝制之非。他说：清代帝制的最大罪恶，在为中国建立了一个世袭、无能而又腐败的官僚体系，辛亥革命最大的贡献就在推翻这个官僚体系，即此一点，其贡献已无可估量。
1939年10月10日，纽约世界博览会将这一天定为中国日，胡适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在博览会上发表《双十节意义》（The Meaning of October Tenth）的演说。他指出辛亥革命有两重意义，第一是推翻异族统治的种族革命，第二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印象是：连皇帝都得走，还有什么旧制度是可以不变的呢？这样一个开放而又自由的气氛为“五四”以后社会上和学术上各方面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1941年10月10日，胡适再次肯定辛亥革命在社会和文化大解放上所起的积极作用。
肯定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也就是肯定近代中国是进步的。这两篇论辛亥革命意义的英文文章和 1934年所写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双十节的感想》，虽然在内容上没有基本的不同，但在语气上却有微妙的出入。《双十节的感想》固然也肯定辛亥革命的双重意义，但也同时指出，清朝的覆灭与民国的建立几乎是历史的必然。清朝的覆灭，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贡献，不如说是内部的腐化使其到了不得不灭的时日。在绪论中，胡适回溯了辛亥革命以来23年的成绩，认为中国人太不努力，23年来的一点建树，不足以酬先烈们所流的血。他感慨地说道：“23年过去了，我们还只是抬不起头来的三等国家。”这样的感慨，在胡适的英文着作中是见不到的。
1939年2月，《世界传教士评论》杂志（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上摘录了胡适的一篇演讲，题目是《论中国的进步》（On China's Progress）。胡适指出自1917年到1937年，这20年之间，中国在知识、道德、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以至于民族的尊荣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他特别提出以下五点作为代表：（1）专制政权的推翻；（2）教育制度的改良；（3）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的改变和妇女地位的提高--胡适把这一点誉为“五千年来最伟大的改良”（the greatest reform of the last five thousand years）；（4）社会风俗的改良；（5）政治组织的新发展--胡适将这一点称为“无血的革命”（a bloodless revolution）。
在文章的末尾，胡适指出近代的领袖人物在知识和人品上都超越前代。他说，孙中山“思想上的勇迈、人格上的伟大和行动上的无惧”（courage of thought, greatness of personality, and fearless action）都超过曾国藩。在胡适中文着作中，如此热情肯定近代中国的文字是不多见的。
将这几篇英文文章与1918年发表的《归国杂感》对看，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适在中英文着作中不同的态度。在《归国杂感》中，他对当时中国的戏剧、文学、出版界、教育事业，以至于人们的生活习惯都有极严厉的批评。去国七年，他看不到任何进步，他觉得“真可以放声大哭”,“几乎要羞死”.这和他在英文着作中大谈中国的进步，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1933年，胡适在芝加哥大学作哈斯克尔讲座（The Haskell Lectures）时，对中日现代化的问题，提出过一套独特的分析。这套分析胡适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引用，可以视为胡适谈现代化议题时一个重要的理论。在胡适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就现代化而言，中国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日本。胡适的用心多少是为中国缓慢停滞的现代化作出一个合理而又体面的解释。
胡适提出两个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何以日本能在明治维新之后，在短时期之内，获大成功，而中国则长时期地停滞不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主要只是在工业和军事上，至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和信仰，改变是极为有限的。然而，中国的情形却是日本的反面，在工业和军事上，中国的成绩实在乏善可陈，但一般人的生活和信仰，却因为与西方文化接触而有了实质的改变。胡适为这个表面上看来矛盾的现象提出了分析。
胡适将文化转型分为两类，中央控制式（centralized control）和渐进穿透吸收式（gradual and diffused penetration and assimilation）。日本的现代化属于第一类，而中国则属于第二类。第一类文化转型的优点是快速、有效，而且目标明确；其缺点则是，主其事的统治阶级往往眼光短浅，急功近利。以日本来说，统治阶级企图用现代化的船坚炮利来巩固日本固有的价值系统，其结果是日本在军事上固然很成功，但在现代化的程度上，毋宁是肤浅而且片面的。如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和妇女地位，在明治维新之后，并没有基本的改变。
反观中国，自从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社会已完全民主化了，社会上缺乏一个有效的统治阶级，所有现代化的主张都是由少数个人提出，一般人则自愿地跟进。加上1911年帝制推翻之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制度和任何价值，可以免于现代化的影响，可以免于知识分子的批评。这种在五四运动前后所建立起来的批评精神和风气，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和胸襟。其结果则是：在工业和军事上的现代化极为有限，但是从口红到文学革命，从鞋子到推翻帝制无一逃过了现代化的影响，在工业和军事上缺乏建树的中国现代化，其深度和广度是远远超过日本的。
胡适之所以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多少是希望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能论证出就一般生活和意识形态而言，中国的现代化比日本更为彻底，更为深入。因此，中国是一个比日本更现代，也更民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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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年07月04日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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