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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甲骨文书法：
“日在林中初入暮，风来水上自成文。”
引子
彦堂（董作宾字彦堂）这部书（《殷历谱》）真可以说是做到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境界。佩服佩服。──胡适
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是彦堂之每进一步……彦堂之书出，集文献大小总汇，用新法则厥信史上赠益三百年，孔子叹为文献无证者，经彦堂而有证焉。──傅斯年
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之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俾学术文化诚非浅显，良深嘉勉。──蒋中正签发董作宾《殷历谱》的嘉奖令
抗战八年，学术著作当以《殷历谱》为第一部，决无疑义也……病中匆匆拜读一过，不朽之盛业，唯有合掌赞叹而已。──陈寅恪
许多杰出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但只有四个成绩卓著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作出贡献的著名专家，由他率领学者们在前进的征途上向前迈步。实际上这些专家的著作都是综合性的。这四部里程碑的著作是：（1）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2）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3）郭沫若的《卜辞通纂》；（4）董作宾的《殷历谱》。四部巨著中，董是其中两部的作者。──李济
引用上述名家论点，是为了凸显董作宾学术名著《殷历谱》的价值。
《殷历谱》是根据甲骨卜辞记日、旬、月、年的资料编纂的一部著作，共十四卷，分上下两编，是董作宾用时最长、费力最多、苦心经营的一部著作。从1930年开始，他就注意甲骨文中的殷历，而后，不断汇集资料，细心整理，到1935年初步理出头绪。深入研究是在战乱流离中。
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生计维艰，但勤奋的人总能找到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如当初辍学经商，董作宾即利用进货机会经营寿山石、书籍，满足个人爱好。这一次，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纷纷逃难到昆明，如中国天文学会，中央地质调查所，梁思成的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的社会所，以及西南联大、上海同济等，各科学界精英云集，董作宾看到一大好处：《殷历谱》的研究，涉及众多学科，正好就近求教。如著名天文学家高子平就给予他极大的帮助，在诸多名家帮助下，董作宾“使用以教皇历法为依据的斯卡利格计算日程表，并遵循它，通过连续的数字计算相互无衔接的日子”。
1945年4月，经过无数个寂静长夜的勤奋工作，凝聚十年心血的皇皇巨著终于写成。
“老天爷”:史语所变数学所了
董作宾是个踏实勤奋的人，但也不乏幽默感。从南京经武汉到长沙、昆明，艰苦的逃难途中，不管在哪儿，也不管条件多简陋，一到晚上，他就一手抱孩子，一手拿笔伏案写作，曾抱着孩子自嘲：“早知道这个年头儿也不来这一手了。”同事们闻言，捧腹大笑不已。
史语所先在昆明，后搬到四川宜宾李庄，这段时间，他完成了《殷历谱》的写作准备，开始进入计算和写作阶段。
当时没有电脑，董作宾又不惯使用计算机（手摇机械式的），凭着笔算或算盘来计算一切。有关历法的计算量极大，每一算题数字多到20多位，为了减少错误，每道题往往计算三遍到五遍，常常把人弄晕。
董作宾不以为苦，每次算清楚一个日期，他都很兴奋，常兴高采烈地告诉别人，“我算出文丁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是一个夏至，与这一片卜辞所记密合”,“帝辛征东夷的时候，在他的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癸丑这一天，从‘亳’往‘鸿',当晚就到了”。
但计算量实在太大了，他常常抓住史语所的年轻同事帮他演算。董作宾南阳口音很重，南阳很多人把“老天爷”三个字当口头禅，他就有这习惯，往往张口就是“老天爷呀--”久而久之，史语所的年轻人悄悄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天爷”。
“老天爷”安排的活儿，年轻人自然乐于从命，大家常拿着算盘噼里啪啦，石璋如回忆说，当时“董先生自己常常说笑话：我们史语所成了数学研究所了”。
流亡生活无比艰苦，尤其到李庄后，物价飞涨，米面等涨七八倍，布匹涨八九倍，做新衣服已成奢望，能顾住肚子已非易事，谁家杀只鸡或买一条水鼻子（鱼），都会成为重大新闻。久而久之，所有的人都满脸菜色。
这些满脸菜色的人，工作却仍繁重。史语所南迁时，大批殷墟发掘资料尚未整理完毕，匆忙装箱运走。在昆明安定下来，他们就开始整理这些珍贵的文物。
离开南京时，甲骨是被精心放置在纸盒中然后放入木箱的，此时开箱，却让他们欲哭无泪--数年潮湿，万里震荡，甲骨已破损混杂，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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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2012年06月21日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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