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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王杰文/供图
作为全球范围内民俗学研究的重镇之一，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人才辈出，涌现了一批国际民俗学大师。在学者长期研究的基础上，赫尔辛基大学建立的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馆也为全球范围内的民俗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档案资料。在资料搜集整理、档案管理、理论建树与应用等诸多方面，赫尔辛基大学的民俗学研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内容呢？近日，本报记者就芬兰民俗学研究的学术研究传统及成就，采访了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馆馆长、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教授劳里·哈维拉提（Lauri HARVILAHTI）和曾在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研究所访学的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王杰文。
在传承中创新
在百年国际民俗学的学术历程中，芬兰学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王杰文向记者介绍道，1888年，赫尔辛基大学正式认定民俗学为学术性学科。芬兰民俗学学科创始人卡尔·科隆（Kaarle Krohn,1863-1933）于1898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民俗学教授，他提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一直沿用到20世纪40-50年代。到了马蒂·库西（Matti Kuusi）教授主持芬兰民俗学研究所的时代，历史地理学派的学术思想（进化的与传播的观念）对年轻学者失去了吸引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芬兰民俗学家研究的焦点转移到运用认知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与阐释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口头传统上，进行口头传统的程式分析。
目前，芬兰的民俗学者还非常关注各种类型的档案资料，如史诗、行业民俗、生活史、家庭史等。他们希望对这些档案资料进行“深度的民族志描述”.对此，哈维拉提向记者介绍说，每个国家的归档方法都有所不同，但目标和原则都类似。比较理想的是建立体系、标准，积累实践，管理各种类型的档案，为子孙后代保存和传承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下坚实的基础。从古老纸张文件的保护，到电子数据的数码化、管理和使用，学者们将接受来自材料本身和存储标准的双重挑战。
突出社会贡献
谈到与其他民俗学研究机构的不同，王杰文告诉记者，赫尔辛基大学的民俗学研究所既十分强调对数代人积累起来的档案材料进行研究，又积极参与现代社会问题的讨论。赫尔辛基大学的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馆与芬兰瑞典语文学协会档案馆分别保留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关于萨满表演、挽歌表演等珍贵的传统档案资料，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民俗档案馆可以与之媲美。
王杰文说，虽然有些北欧国家的政要认为民俗学是一种无用的学科分支，毫无社会价值可言，但已经卸任的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安娜·丽娜-西卡拉（Anna-Leena Siikala）教授曾强调，民俗学研究应对社会有所贡献。王杰文进一步援引她的观点，“作为当代的社会科学家，民俗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与探索芬兰人的日常生活。” 安娜·丽娜-西卡拉曾表示：“民俗学的模式应用于文化批评也十分有效，它可以解释我们行为背后的思维逻辑，揭示共同行为背后潜在的思维模式。广大民众会积极参考民俗学家所提供的解释，各种报纸的记者常常会打电话来询问我们对当下社会现象的看法，邀请我们发表评论。”
另外，王杰文还认为，芬兰民俗学重点关注的话题内容也反映了民俗学对社会的贡献。他说，学生们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的影响，所关心的话题包罗万象，工人、儿童、女性的民俗，健身潮流、现代说唱艺术、跨国旅游等都有涉及。他告诉记者，2009年退休的赫尔辛基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萨土·阿波（Satu Apo）曾说，“从事田野作业的民俗学家们讨论民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尤其是关注一些严肃的社会问题，关系到普通人最深层的情感”,“统计学家给出数据，社会学家抽象地描述特定社会现象，而民俗学家则描述人们的情感，描述并解释他们的经验与价值体系。许多学科正在采用我们的结论”.
中国学者的贡献不可或缺
哈维拉提认为，民俗学应该积极与其他学科交流思想，积极传播民俗学的学术成果。他告诉记者，芬兰文学学会民俗档案馆正在努力与世界范围内的民俗档案馆和文化档案馆建立良好联系。“我们有为数众多的世界学者网络，并致力于增强这方面的联系。”
他同时对记者称赞了中国学者在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领域中的贡献。他说，中国学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有着丰富的民俗传统，55个少数民族中的珍贵民俗材料很多已经被收集，或者正在归档。如何组织管理这些珍贵财富，制定数码化和长期存储的计划，建立数据库和信息系统，保证材料的存储和使用，是很大的挑战。近年，芬兰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日益密切，相信一定会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哈维拉提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复制品，应关注和支持民俗学活体形态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研究和收藏。在这个意义上讲，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具有可比性，都对世界文明的未来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18期 2012-6-18 14:23:3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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