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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的核心问题，还是涉及人如何合理地被对待。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中国人近二十年来的追求欲望。
陈思和：“人文精神”的核心问题，还是涉及人如何合理地被对待。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中国人近二十年来的追求欲望。这二十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的欲望也在不断增长。人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去争取更多的权利这没有错。因为以前的社会生产力低下，不可能满足人们的生存欲望(享乐欲望是生存欲望的一部分)，或者仅有的一点社会财富因为分配不公，大多数人得不到，被少数权力阶级所占有，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革命、动乱、改朝换代，等等。但是也有些人反感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公开掠夺;残酷的阶级压迫在大多数人良心上过不去，就会逐渐形成道德。道德本身产生于人的良知，它不是用来压抑人性欲望的，而是期望于人格的自我完善。但是在社会矛盾中，道德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外化，道德与法律、军队等国家机器一样地演变成外在于人的良知的社会统治力量，主要是为了摆平人的欲望。道德约束太大了也是不利于人类心灵的自由发展。这二十多年来，人的欲望逐渐在恢复，也应该看到正面的意义。人越来越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一种人性越来越丰富的表现，人的欲望与自我尊重、人的权利意识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但由于欲望过大，伤害了社会。不仅伤害了其他人类，现在已经延伸到伤害动物，比如对熊啊、鲨鱼啊等等。道德已经扩展到动物领域，过去可以说有钱人剥夺其他人，现在已经说到伤害动物了。这就是人的普遍道德，也是人类的进步。在生产力低下的时候，人们通常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关键是我们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没有把这些现象梳理清楚，有些现象本来就是异化的产物。比如国家的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本来就是一部分阶级剥夺另一部分阶级的机器，至于国家这种统治形式如何真正体现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似乎从“十月革命”到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这样一些问题，人文科学本来是应该深入探讨，面对新的实践来产生新的理论创新，人文学科的根本问题是要改造人的心灵，让人的良知不断扩大，让社会发展越来越趋向人性化。我们在1994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人性力量的缺失和盲点，发展到前几年，山西黑煤窑事件就出来了，到了这几年食品有毒现象被普遍发现，中国人就到了最后的危机了。如果我们当时人文科学的力量能强大一点，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刚刚开始的时候，能够在人文教育、宣传等工作能做得好一点的话，也许能及早防止这样的事件发生。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人文工作者是有责任的，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人性在自由发展追求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关键是我们法治不健全，舆论监督不健全，正面的人文理想教育不健全，我们坚持的社会体制的理念，与市场经济规律是不相吻合的。法律、舆论、道德教育都无法制约社会经济疯狂发展，最后就没有力量来制约这个社会，人心就坏掉了。或者仅仅依靠国家权力来制约社会，结果仍然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西方资本主义在初期发展的时候也有很多问题，但是法律可以制约你，舆论可以监督你，社会良知可以批判你。有很多因素可以来钳制决策，但我们没有，我们所有问题都是靠国家权力来最后推动解决，等于这个机器的部件都出了毛病，失去功能了。这是思想理论的贫困造成的。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欧洲在两百年前也出现了。你看左拉、巴尔扎克的法国小说，也有煤窑的事件，也有砍伐森林破坏自然资源问题，也有商品经济决定一切而造成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人性的堕落，等等，都会出现。这类西方小说我们还看得少吗?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良知会不会也逐渐提高呢?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现在站到马路边上看，凡是乱穿红绿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多半是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而中学生以下的则很少。这就意味着社会在进步。
社会是需要有制约力量的，当然也需要有自觉的工作者。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媒体的，都应该为这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去努力，建设一种道德理想的规范。这个规范当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要比法律拥有更高的精神目标，这是文化建设的最高意义。我们今天，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都属于这个人文精神建设工程中的元素。我当时提出一个岗位意识，就是这个意思。当年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的时候，不管马克思批判还是巴尔扎克批判，都是没用的，资本主义照样会按照它的历史规律在发展，但是有人批判总比没有人批判好，总比一片乌烟瘴气好。批判的过程中人们就会警惕各种负面问题，会提出各种建议来纠正，哪怕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不让它更坏下去。现在我们做不到。我们当时觉得，我们人文学科的学者，包括你们媒体工作，如果人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住人文底线，不要夸张那些不该夸张的东西，社会还是会慢慢向好的方向转化。这关键是精神。
我不久前去了意大利，到了那里才理解“文艺复兴”意味着什么。我们想象米开朗琪罗的雕塑，那种充满人的力量的，张扬人性力量的。比如人的裸体的艺术，他在西斯廷教堂圆顶上画的《创世记》，连上帝都是裸体的。我们看来真是惊世骇俗，但你看到那么多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雕塑，几乎所有的伟大雕塑都是夸张人体的，裸体的，包括人的生殖器官的表现，广场上、建筑上、教堂里，还有博物馆里，到处都是展示人体艺术的美好，你说里面不包含欲望的成分吗?没有色情的成分吗?肯定是包含的。但是在古代人看来生殖本身就是神奇的、伟大的、了不起的、值得赞美的。所以人就是美好的，人性也是美好的。人活在那个时代多么自信，多么理直气壮。“文艺复兴”就是“复兴”这些被基督教遮蔽了的人性美好的本相。我觉得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未必就比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艺术家做得更好，古代欧洲的人体艺术那些东西，人体的美感、夸张的力量，比文艺复兴时期更有力度。这就是传统，人性的传统。我在埃及的古代雕塑里就没有见到这样的传统。文艺复兴发生在欧洲意大利，是有传统的。其实当时的社会体制也未必是很健全，教会的力量还是很大，社会也很颓废荒诞，卜迦丘的《十日谈》不是刻画了那个时代的颓废淫荡风气吗?当时那些艺术赞助人，皇帝、诸侯、教宗，把米开朗琪罗等艺术家包养在那里，给他们订单，还不是和我们现在争取国家项目一样吗?米开朗琪罗本来在做雕塑，后来教宗让他去画西斯廷教堂的圆顶，他就改作绘画了。所以关键还是人，他做得好啊。人总是戴着镣铐跳舞。关键是我们怎样在有限的生命空间里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发挥到最好。我们现在的人文学科的学者往往是一面借口机制不好，束缚太大，另一方面也没有利用这种机制去做本来可以做好的工作。
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会想到人文精神的传承问题，我觉得这与我们的导师是有关的。我们都是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受益者。我们的导师也不是生活在非常好的环境，而都是在牛棚、劳改的环境下走出来的。比如贾植芳先生、钱谷融先生、王元化先生、冯契先生，他们在一生中可能也没做多少事情，但是在他们晚年的时候却非常可贵地把他们身上的人文传统传了下来。那代人在1949年以后没有什么条件做学问，但是在最后把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有的宝贵品质传给我们这一代学者。我们当时知识也不够，但是受着这样的传统的影响、教育成长起来。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人对生活的态度。上海社科院的张文江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把潘雨廷先生的东西整理出来了。他当时患了绝症，两次换肝脏，我到医院去看他，整个人就像一段黑木头似的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就是两只眼睛一直很有精神。他就是在这种境况下，躺在医院里等待着换肝，却还在修改他导师潘雨廷先生的讲话稿。就是为自己的老师传播学术香火。潘先生也是幸运，上帝安排了一个学生来帮他把学问传下去。张文江将来再把这个学问传给谁?人类精神血脉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成为人文科学的传统。我的认识是做学问只能靠自己，对外在的环境不能有太多的期望，我现在连批评社会都没兴趣。关键是做自己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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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2-05-26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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