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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时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所有游牧、渔猎活动的展开都离不开一个自然前提——丰美的水、草。水草丰美之地是游牧民族最向往的地方，而失去这样的牧场，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刻骨铭心的疼痛。汉朝时，河西走廊的祁连山、燕支山，“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匈奴长期生活在那里；后来西汉军队占领河西走廊，匈奴痛苦得很，乃歌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8）水草对游牧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然这是汉朝时游牧民族的情况，但在自然条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有着大体相同的生活方式，活动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羯族、氐族、鲜卑族、秀容胡等游牧民族自然也不会例外。他们对于水、草的重视与匈奴族一样，不分伯仲。在水、草二者之中，水更是重中之重，可以说“只有水才是接近干燥地区的中国北部诸人文景观展开的基础条件”（9）。没有水，就没有了牧草的生长，自然就没有了游牧民族的畜牧与渔猎，更毋论种族的生息繁衍了。因此，他们对水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我们不妨称之为水崇拜。林惠祥先生在其所著《文化人类学》一书的“自然崇拜（Nature Worship）”章中即说：“人类感觉他的周围有种种势力（powers）为他所不能制驭，对之很为害怕，于是设法和他们修好，甚至希望获得其帮助。人类对于这种种势力的观念自然也依环境而异；平坦的原野自然无山神，乏水的地方自然无水神……”；“森林中的居民以林木与他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尤常以树木为崇拜的对象。”（10）同样的道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以水为崇拜对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南齐书·魏虏传》即称：“胡俗尚水。”这种水崇拜的烙印深深刻在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生活许多层面上。
（一）春季水上交欢婚配。鲜卑族初期，在繁衍后代的男女结合方面具有浓厚的水崇拜习俗。《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曰：“（鲜卑）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城。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鲜卑族的这个风俗，《通典》卷196《边防十二·北狄三·鲜卑》载为“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饶乐水上，然后配合”。尽管两处史料所载鲜卑嬉戏于其中的河流名称小有歧异，但都是讲鲜卑族在春天时，于水滨嬉戏交欢，以繁衍后代。这是毫无疑义的。鲜卑族的这种水滨交欢习俗可以说是最能体现他们对水的虔诚与崇拜。
（二）水滨祈祷天神。《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称突厥：“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表明作为游牧民族之一的突厥族有在水滨聚会祭天的习俗。鲜卑族同样有着这样的信仰。如始光四年（427）五月，太武帝拓跋焘西讨赫连昌，“至于黑水，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焉”（11），体现的也是在水滨祈祷神灵保佑的习俗，与突厥之俗有殊途同归之妙。其他的拓跋族大臣身上也能见到这种习俗的影子：北魏孝文帝患病，彭城王元勰，“密为坛于汝水之滨，……告天地、显祖请命，乞以身代”（12）。我们将元勰的做法与有着同样祈祷背景的汉族大臣崔浩的做法比较一下，就几乎可以断定元勰所行的是鲜卑族习俗。史称崔浩的父亲病重，崔浩于是“剪爪截发，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13）。都是祷告神灵，祈求以自己的健康之身来代替尊长的病体，使尊长早日康复。但元、崔二人祈祷地点却是不同的，元勰是在“汝水之滨”设立神坛，祈祷天神以及亡去的先皇保佑；而崔浩则在家中的庭院祈祷北斗。崔浩所用的方法自然是汉族的传统祈求方法，这在东晋干宝所著的《搜神记》即有记载，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意思是说，南斗神负责人的生，而北斗神则负责人的死；人在投胎前，要先在南斗那儿登记，死后再到北斗那儿注册，等待下一个轮回。活着时有什么请求，都要向北斗星神祈祷。结合拓跋焘在黑水滨祈祷先祖亡灵保佑自己的做法，我们断定元勰所用的祈祷习俗，是不同于汉族传统方式的祈祷，是鲜卑族作为游牧民族所特有的祈祷方式。
（三）在心理上，将赖以生存的河流的丰枯同政权的兴衰直接联系起来，视河流的突然干涸为政权衰亡的先兆。《魏书》卷95《徙何慕容廆传》载，慕容鲜卑的慕容德时期，女水干涸，慕容德“闻而恶之，因而寝疾”；他的侄子慕容超建议他向女水祈祷。尽管此事发生时，南燕慕容鲜卑政权已经迁居汉族农耕地区，但慕容鲜卑所曾具有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惯性，尤其是水崇拜的惯性依然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他们。
三
有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点，以及基于此而生成的水崇拜，那么在游牧民族中出现投尸人河习俗就并非突兀之事了。《魏书·序纪》追溯鲜卑族的起源时说：“（黄帝的小儿子昌义）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虽然这类追述往往是攀附瞎说，但其中所谓的鲜卑先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却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女魃是旱鬼，《魏书》史臣在追溯拓跋鲜卑祖先时为什么要攀附始均驱逐女魃——旱鬼的事迹，而不去攀附其他的人或事呢？假若我们将此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特点联系起来考虑，答案就比较清楚了。旱灾对严重依赖水的游牧民族来说，几乎就是灭顶之灾。①所以，对于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魏书》史臣的这个追溯具有普遍适应性，至于是否确指鲜卑族并无妨大局。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魏书》史臣的这个关于鲜卑族起源的追溯，究竟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投尸入河习俗有什么关系。
首先，《魏书》史臣的这种追溯，表明至少在拓跋鲜卑族中存在鬼魂的观念。其实，各民族中鬼魂观念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各民族常有鬼魂旅行的神话，……鬼魂不一定都到鬼世界去，有时也杂居人世，大都滞留于其生时所住地的附近，或尸体所在的地方。杂居人世的鬼魂常为人所惧怕而恐其作祟”（14）。在拓跋鲜卑族中，鬼魂游荡信念是存在的，这可以从拓跋鲜卑的一些祛鬼仪式中得到间接的反映。如为了避免鬼魂游荡作祟，他们同汉族一样，也经常举行“傩”。如《南齐书》卷57《魏虏传》称北魏孝文帝时，“诏罢腊前傩，唯年一傩”。此时傩的次数的减少，反而表明在此之前拓跋鲜卑“傩”的次数是很多的。而“傩”就是驱除游荡于世间的疫鬼的仪式。同书又称北魏“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这自然也是驱鬼辟邪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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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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