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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研究日益国际化
陈晓径：作为当之无愧的汉学家，您能否谈谈法国及欧洲汉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魏丕信：从我上学时到现在，法国及欧洲汉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总体形势喜人。和以往相比，学生的能力更强，口语长进大，到中国进修的机会更多，法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学习者众，专业太细，难以涌现大家;另一方面，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学岗位一直在增加，但教学和研究机会不是太多。二战前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界的情况则相反——研究者少，大学问家多。
还有科研经费的问题。当然，近几年法、德两国政府乃至整个欧洲都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不少年轻同事获得可观资助，用以完成一定规模的项目。这一趋势很值得肯定。
应该明白，汉学是全球性的，从事汉学研究就是从事一项国际化的职业。这些年我们和美国、中国汉学同行常常互通有无;但和日本汉学家之间的交流还不够，因为能够阅读日文文献的欧洲人还不多，而我认为日本的汉学研究是做得最好的。
中国居世界重要位置是历史的必然
陈晓径：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从清末沉沦到现代崛起，您对这一发展道路有何评价?
魏丕信：中国重新回归世界中的重要位置是必然的，而且中国从未真正离开过属于自己的位置。不过，作为历史学家，我拒绝预言什么——因为预言常常会出错，应该就目前发生的事情作评论。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世界上一些国家经济出问题时，会向中国寻求帮助。这一了不起的地位让中国人很高兴，你们也有资格感到高兴——自己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了经济超级大国。
不过，中国现在的状况很容易让人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学到西方先进技术之后，要经历靠加工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当然，中国也在鼓励自主创新，不满足于购买技术或者简单模仿。我觉得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20多年来，中国一直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发展经济，西方发达国家追求低廉的生产成本，把产品分包给中国来做，而现在中国大陆的生产成本也会提高，随着经济发展，不能再开出很低廉的工资，劳动者也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这种低价优势会逐渐消失，甚至很快消失。中国不能满足于现状，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政府很清楚这一点，一直在思考如何主导这个大国的经济，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不过，这又涉及另外的问题——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中央政权如何领导地方的问题。
世界多个权力中心 各方应倡合作弃争夺
陈晓径：有观点认为，世界权力中心正在发生转移，从西方转向东方，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能否从大历史的视角，对此进行评价?
魏丕信：从历史上看，世界上的权力中心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比如，18世纪欧洲有几个强大的国家，同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但不能说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说世界上有好几个中心更妥。
我希望这些中心不是相互为敌，争抢上风，而是通力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经济和人力资源都还留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还不能说权力将会转移到远东地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国家之间相互借鉴，共同开展相关事业……不过，这些都比较抽象，经济实力还是起决定性作用。如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比第一次经济一体化浪潮时要深得多。那时，美洲的财富刺激了欧洲经济的增长。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要强劲得多，游戏规则在竞争的环境中显得更加重要，各国之间相互依赖……和以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历史学家必须冷静、客观，不作预言，因为预言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事情，而他们的预言通常会出错。很多时候出现的大事件都是人们未曾预料的，历史学家应该只研究已经发生的事件。
( 陈晓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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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1年06月26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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