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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彝族的时令观里，这种以物测日观星知时节的方法，例子是很多的。比如：美姑县沙库乡的阿克甲子，就是在自己的住地立杆测日知时节以指导农业生产；喜德县米市且则喀村的基什俄姆子，常以盆子装水观察月亮在何时与什么星星重合，并在住地附近设置了东西两个固定观测位置以观察日、月、星的运行，观察太阳升起的地点和太阳落山的地点，从而凭以往积累的观测经验确定节令。这种以物观测星象知时令的天时习俗，不仅存在于四川彝族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云南彝族的彝文典籍中亦有所发现，且有相当的科学性。据师有福、童家昌二先生在《彝族文化》1988年年刊的文章记载，云南弥勒县法果哨彝村扬家福保存的彝文古书《彝族天文起源》（五言古体彝诗），中有这样的内容：古时彝族大毕摩戈施蛮（又名施滴添自）与毕莫朔维帕、玉布妮玉、促萨额陆、兀诅旋维在默哼伯山上摆一张圆桌，地上立10根杆，然后再把它们缩于圆桌之上，以观测太阳星象知时令。据称《彝族天文起源》如是说：
测天定十月，测天的层次，顺序来找出。一立天地杆，二立施亿杆，三立兀乍杆，四立沮乍杆，五立突乍杆，六立审乍杆，七立成乍杆，八立施乍杆，九立诺尼杆，十与二平齐。
一月太阳向北转，二月近戈莫，三月达布苏，四月已超出，五月日折头，六月星柄走，七月星柄偏，八月星柄斜、九月柄朝外，十月正下指。
诗中的“戈莫”和“布苏”均是指的第二个杆影的位置。第七、八两根杆是用来固定方位的，即为了避免受太阳南北移动的影响，使东西两个方位出现偏差，所以用这两根杆来固定北斗星的位置，以确定四个方位。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彝族天时习俗里以杆测日观星定月并有示意图的古彝文书。①
立杆测日是许多民族都曾经历过的文化史。
当人们发现了立杆测日观星定时节的方法后，会进一步思考，能不能在最便于观测天象的地形上，人工建造一永久性的“杆”，使之在充满巫术文化的人们的心目中，显示出观天象的庄严性和神秘性。于是，出现了“日晷”这类的人工制造物。诸如，元朝皇帝就曾在当时的大都建过高达40米的日晷指针（杆），古罗马的统治者曾在练兵场地竖起一根高达34米的尖形柱作日晷的指针（杆）。而在彝族天时习俗里的这种日晷，或许就是向天坟。向天坟一般处于一定走向（北南）的山岗或山梁，既可以观测太阳的升落位置的变化，又可以观测某些星辰出没规律及其位置的变化；而且其本身的投影，又可以向人们显示一天的时段。比如据有关材料，贵州威宁的“祖摩乌屈”向天坟，现存封土高为：东南43．85米，东北33．8米，西南47．3米，南面38．7米，而且处于显眼的北南走向的山梁上。在那还没有日历钟表的年代里，它的投影将给附近一带的彝族群众显示有关的星象运行变化以及一天的时段，因而它除有“观象台”的作用外，还有“日晷”的功能。所以，我们虽然没生活于那个时代，没亲自听到头人发布命令说：某日在“祖摩乌屈坟”的投影到旁边的某个石头时，大家就离家到某地汇合去打仇家；我们虽然没有站立于坟顶上，以周围的固定自然物为参考点观测过星辰，但它在彝族天时习俗里天文学上的功能，是不言而知的。②2－3：
具有天文学意义的遗迹，在四川彝族先民的活动之地亦不乏其例。诸如，有关部门在西昌礼州区城远和西昌天王山各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礼州的文化遗址的一长方形浅坑里，有规律地放置着13组陶器，其方法是将陶器环形排列，小件重叠。在礼州以南的天王山，发现了与礼州相同的两组土坑陶器。从地理上看，礼州与天王山相距30多公里，各自的地形和附近的河流走向不相同，但两处遗址中放置陶器的土坑排列方向均对准北方。这说明当时土坑的挖掘和陶器的放置，是受一种时空观念的支配所为，与天文有关。
众多的文化材料表明，在那崇拜星辰的年代里，人们的天文学知识与信仰意识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不会无缘无故地按某种图形和方位堆放器物，更不会无缘无故地建造不住人的建筑物，就连墓地的选择和墓的向位，也要表现出一种“天象”的观念。因此，依据一定地形走向而建的彝族向天坟，具有天文学上的意义和功能。
注释：
①见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编印《彝族文化》，1988年年刊师有福、童家昌文。
②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出版《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彝族卷》381－401页。另：关于向天坟的天文学意义，详见刘尧汉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一书第四章。
参考文献：
1：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民族研究所编．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彝族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381－401．
2：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本文原载《民族学刊》2011年第6期,文中图片、图表等请参见纸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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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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