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耿昇研究员问我，他翻译的一本法国人石泰安的著作《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我是否感兴趣，是的话就送我一本，我当然很感兴趣。那书基本上是研究《格萨尔》的，但第一卷讲各种文献那部分非常厉害。其实这部书只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出版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他掌握的文献在那个时代的确令人咋舌。说句实在话，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的博士论文，无论是水平还是下的功夫，连人家的边都粘不上。在他看来，《格萨尔》产生的年代大约在1400-1600年期间，这段时间正好是中原的明代。在明代，藏地的情况与元代有了很大变化，而就在1600年前后开始，准噶尔蒙古人及和硕特蒙古人对藏地的影响大了起来，而这正是《格萨尔》开始传唱的时代。我感兴趣的是这部史诗产生与传唱和这样的时代变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包括其不同的文本和传唱系统也要纳入藏地不同区域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去认识。
本书是由虎生的博士论文增改而成的。记得他撰写论文和答辩的前后，都曾向我征求过意见，我限于知识的欠缺，无法对本文提出什么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只记得《拉萨转经》这个书名或者文章题目是我提出来的，因为透过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脑海里就会出现一幅动态的图象，虔诚的藏民无论男女老幼，手持转经筒，在乡间、在街巷、在寺庙缓慢行走的场面。脚步往往是缓慢而沉重的，但手中的经筒却在轻灵地转动着；这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的转经似乎让人感觉到时间的凝固，但随着脚步的移动，空间的转换，时间也从世俗的意义向神圣的意义升华。在这一幅人们常见的画面背后，本书副题的《神圣空间与时间生活》之意涵也几乎可以说是呼之欲出的。
《拉萨转经》，不仅可以是民俗、宗教、历史的研究，也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油画，也可以是电影。对这个题目，我自觉起得很得意。
一般而言，我对书的绪论一章颇为关注，但读后大多可以“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来概括。一方面的问题，是这一部分都要涉及学术史，但或大量罗列而无所置评，对自己是好是坏也不清楚，或对海内外已有成果太乏了解，以至在文中完全不能讨论或者回应；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这一部分往往要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及其环境做一点概述，结果往往是千篇一律，就像中国概况的压缩版，不知道和自己要讨论的问题扯上什么关系。对很多人来说，这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遵守学术规范）的形式上的八股。有时候，我便跨越这一部分，直接进入主题。
从第2章开始，作者果然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他说需要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取代他难以抑制的生活情感，但这种情感仍然洋溢在字里行间，不是那种“安乐椅学者”或者“飞行田野”学者所能表达的。围绕着大昭寺、布达拉宫这两个核心，形成了6个“廓”或6条转经路线组成的空间，它们构成了拉萨神圣生活的最为重要的景观。作者观察到，大昭寺和布达拉宫这两个圣所，无论从具体地理空间，还是从朝圣者的内心认同空间，均居于核心位置，成为绝大多数转经者的必朝之处。“寺”与“廓”及广大信众，有机地构成了转经空间中“点”、“线”、“面”的立体图景。大量信众顺时针围绕既定的转经路线，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规则的圆圈运动，在市区地带形成了颇为壮观的日常景观。
我在想，究竟是拉萨的宗教中心地位为朝圣转经者造就了满足其精神追求的空间呢，还是朝圣转经者的脚步和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走出的这些“廓”造就了拉萨这个神圣空间？
虎生告诉我们，朝圣者是以一生中转经的圈数来记录他们积累的功德的，也就是说，他们始终在大体上的同一条路线上做着循环往复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距离增加了，但并没有扩展延伸，但恰恰是这样的循环往复，对这个空间所需要的神圣性起到了不断强化和加固的作用。我突发奇想，画上佛的身后那个光环，就是朝圣者不断行走出来的吧？
在这里，空间和时间就融合在了一起。这个“廓”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中逐步形成的，“廓”的神圣性和寺庙的神圣性又是由不断的转经时间加以强固的。转经是持续不断的，人生也就变成永恒的。我很难对此做进一步的探讨，甚至也不能做出什么合理的猜想，但我觉得这个时空交融的问题一定很复杂，也一定很玄妙，但真的是引人入胜。它是通过朝圣者的生活实践体现出来的，而不只是一种抽象的佛理，这就是转经的生命力所在。
虎生的研究选择了一个绝好的题目，面前的这部书应该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如果能够持续地努力，我相信这个题目会做出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直到今天为止，世人对西藏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甚至是茫然无知，因此纷纷扰扰，距离真相极其遥远，正需要热爱西藏如虎生这样的学者做出各自的贡献。
虎生不是藏人，是山西人，却研究了西藏，可谓机缘巧合；我不是山西人，却以研究山西为后半生的事业，也算阴错阳差。我们都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投入了精力和情感，但也因为研究的是异域他乡，所以对自己和本土增加了些清醒的认识。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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