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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古代文献的传播大体可分为铭刻、抄写、印刷三个大的阶段。铭刻是指用刀凿或硬笔在甲骨、铜器、陶器、碑石上刻写，传世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抄写是指用毛笔或硬笔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书写，按其载体不同，又可分为简帛和纸本两类。印刷是指采用刻版或活字排版方式印制书籍，其印刷物称为刻本。写本相对于刻本而言，主要指刻本流行之前的写本。至于使用时间更早的竹简木牍和缣帛文献，虽然也系手写，但通常称为简牍帛书，一般不称写本。
写本的流行与纸张的发明有关。大约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又对造纸术加以改进。由于纸张薄软轻灵的特质，且原料易得、价格低廉，“莫不从用焉”(《后汉书·蔡伦传》)。魏晋时期，纸书渐多。东晋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卷六○五)。从此，纸张取代其他文字载体，成为主要书写材料。书籍的流传也从铭刻、简帛时期迈向写本时期。
从东汉至北宋，写本文献流行了一千多年，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由于宋代以后刻本流行，写本古书风光不再;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早期的古写本日渐湮没无闻。正如池田温先生所说：“相对于写本，刊本的优势地位是决定性的。因此进入印刷时代后，写本书籍几乎全被废弃了。”([日]池田温：《敦煌文书的世界》，张铭心、郝轶君译，中华书局2007)清末以来，国内外的科学家和探险者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一带发现了早期写本文献，包括西汉文景时期古地图、晋代《战国策》《三国志》等写本，等等，但数量都很有限。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从中发现大批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民国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写本文献公诸于世，辉耀世界。写本文献的数量充盈，重回世人视域之中。写本文献的数量一下充盈起来，才又重新回到世人的视域之中。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讲到，近二三十年古器物图籍有四大发现：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
王国维所讲的后四大发现，写本文献占了半壁江山。从数量上说，写本文献也不遑多让，据粗略统计，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总数分别达5万、7万、2万号左右;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总数尚无法预估，仅徽州契约文书总数就在50万件以上;明清档案更是多达2000万件，数量之丰，方面之广，内容之富，令人惊叹。所以，写本文献已足以与刻本文献比肩而立，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两翼，在中华文明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
二
清末以来发现的写本文献，按主体抄写时间的先后，主要有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数量都很庞大。下面我们就以此为主要线索，把写本资料及其整理出版情況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吐鲁番文书
吐鲁番文书指19世纪末以来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晋唐古墓葬群中所发现的写本，分藏于中、德、英、俄、日、美等国的公私藏书机构，总数达5万号左右，但现已刊布的仅一万多号。吐鲁番文书的抄写时代主要为晋、前凉、北凉、高昌及唐西州时期，文书内容包括官府函件、簿籍、契约、案卷、衣物疏、墓志、四部古籍、佛经等，多姿多彩，数量庞大，是魏晋六朝写本文献的主要实物遗存。其中旅顺博物馆藏西晋元康六年(296)《诸佛要集经》残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写本文献。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为主编纂的《吐鲁番文书总目》已出版日本收藏卷(陈国灿、刘安志编)、欧美收藏卷(荣新江主编)。相关整理著作有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文物出版社1992—1996)、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1997)、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和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文物出版社2007)、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日本法藏馆，1984-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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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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