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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钟敬文先生，生前与郝苏民先生多有长谈，论及两人的学术友谊和心灵默契，我大都在场，有幸成为见证人。
钟老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一代宗师，无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文艺讲话时期，还是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和改革开放之后，都与祖国的西北地区结下了不解之缘。钟老的西北情，与他从事学术文化研究和建设中国民俗学的整个历程都有关系。
郝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西北高校培养出来的一代学人的中坚。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情操，虽经历了历史的坎坷和个人的挫折，但无怨无悔。郝先生创建西北民族大学民族民俗学并伴随其发展，从构建学科系统、发展研究生教育，到创办学术杂志、加强非遗保护，都取得了骄人的学术成就。我认为，以“中国梦”来概括郝先生的学术人生选择更为贴切。
在几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钟老与郝先生都有神交，并成为忘年之友。钟老与郝先生的交往是一种小众的历史，但在小众之上有大众的事业，在有限之中蕴含着无限。对西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注叩动着两人相连的精神世界，历史的延展性体现于两位学者为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家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所做出的共同努力。
钟老曾说，在革命的民间文艺理论模式创建中，不可不重视方言。民间文艺的表演、叙事和传承是用方言进行的，很多方言还与少数民族语言有交叉关系，方言承载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沟通和交流的社会功能。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发起了华南方言文学运动，多年后，初出茅庐的大学青年教师郝苏民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对河湟地区多民族“花儿”做调查时，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并大胆提出：“花儿”中的汉语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汉语普通话很不一致，甚至与一般意义上的汉语方言土语也大相径庭……这大大超过了语言学家们所估计的范围。
圈里人都知道，对学术史上的敏感问题旧事重提，需要坚实资料的支持和追求科学真理的勇气。郝先生亲自下去采集语言资料，又一丝不苟地处理和分析并亮出自己的观点。1999年，他在《甘肃特有民族文化形态研究》一书中谈到了这段历史。
1978年10月，应郝苏民先生邀请，钟老赴兰州参加会议。在我国当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史上，兰州会议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会中决定编纂一套民俗学教材。钟老编纂民俗学系列教材的夙愿在半个世纪之后终于达成，这是新时期民俗学事业启航的第一声礼炮。
2000年，钟老主持建立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钟老对这项工作期望很高，亲自圈点了中外客座研究员的名单，记得有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和陈原先生等，在中年学者中，钟老也圈定了一批，其中就有郝先生的名字。钟老对西北地区和对多民族民俗学的建设有怎样的展望，就会对郝先生有怎样的不能割舍之情。郝先生无数次地来往于北京和兰州之间，不辞劳苦地向钟老、费老请教各种学术问题和工作问题。郝先生为西北民族大学做了大量的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开创工作，功不可没。
郝苏民先生的另一大功绩是创办了《西北民族研究》学术期刊，并坚持三十年恪守学术办刊的正确方向。钟老与郝先生的交谊也在这本杂志中得到了延续。
郝先生是个有风骨、有品格的教授，在逆境中是这样，在顺境中也是这样。他凭借学术实力说话，而不借助其他途径。
郝先生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文化、对弟子和亲友都满怀真诚的痴情者，他牺牲、奉献、敢于担当、不计名利以至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是一个为西北的学问和文化而生的人。
郝先生的“中国梦”是一个开放的大梦，梦中的西北和梦中的多民族团结统一的祖国，始终是一个整体。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10月24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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