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田野作业历史及其方法的回顾，大致梳理其几方面的成就，从学理上探讨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的角度出发，提出“告别田野”的命题。
在学术研究中，田野作业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存在的，一般来说，目的是不变量，而手段则是可变量。从另一层次上来说，田野作业是基础性的工作，是对事物的客观描述，而学术的意义在于对规律的寻求以及对现象的解析，田野工作提供的是材料，而不是学术本身。也就是说，田野作业本身并不意味着学术研究，它只是研究进行的“前戏”。但从目前民俗学界的现状来看，我们的工作有本末倒置之嫌，导致我们研究工作中为田野而田野的错误认识，并因此而阻碍着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
民俗学自被提倡起，我们的研究就常止步于调查结果的发表。如果把调查结果本身当成了目的，我们也就无法知道自己到底想从田野中得到什么，但是我们清楚，推动事物发展的最大的动力是事物的内在要求，那么，作为学术研究的民间文艺学到底对田野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就只能各自在田野中搜集一些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零碎的资料，我们彼此的“论文”就无法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平台”，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会上也就只能继续地“自言自语”。
事实上，我们的田野工作至今还停留在对“口头文本”或者相关仪式的记录和整理上，目前已经发表和等待发表的这类文字多不胜数，但是对它们的规律性说明却了了无几，它们的存在事实上也并没有被当作学术发展的需要，正如牛津汉学家杜德桥先生对我们田野工作的忠告：“下一階段的工作，若仍僅僅是製造上千個零碎的例證，未來值得憂慮。”
我们只有认识到田野作业只是一种初级的工作手段、一种学术工具，只是学术研究的准备工作，我们才能正确认识既往工作的性质和阶段。同样，我们只有清楚了我们已有的田野作业成果（包括已有的资料本身以及工作方法），我们才能避免简单地重复前人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能对田野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对各种“异文”的搜集整理阶段，田野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而要对田野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就只能回到“研究”本身，只有向研究的回归才能让我们知道自己缺少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才有可能在下一个季度中更好地进入田野。
“告别田野”无疑是一种策略。民间文学界有限的人力，工作在一块无限的空间上，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一有限的人力投入到学术的发展之中，如果我们继续地重复着前人简单的搜集工作，我们就无法提升自身的学术品质，我们将永远只是砖瓦匠而无法成为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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