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方言的文学功能是指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是文学作品中刻画人物、抒发情感、揭示文化的得力工具，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表现手段，更是当代语言学家研究历代语言面貌的重要依据。强调方言的文学功能和普通话的推广并不矛盾。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每一步推进都没有对方言做简单化的否定和排斥。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也总是与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方言与普通话在创作中各有不同的审美特征和表达优势。当下的文学创作中依然可以发挥方言之长为中国的文坛增光添彩。

　　【关 键 词】： 文学与方言 文学方言地位 文学方言功能 文学方言与普通话

　　 作　者：柯 玲，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2240020）；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02级文艺学博士生（200062）

　　文学作品中，方言的作用是一个有点微妙色彩的话题，也是一个当今人不愿多谈的问题。因为随着“推普”运动的深入开展，讲普通话已经是中国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公共交际场合方言的活动天地在日渐缩小。但方言作为一种言语形式，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文明的一种化石，自有它存在或消亡的合理性。方言在某些场合的作用可能还是普通话所无法取代的：亲人团聚，乡音使人倍感亲切，普通话则有点拒人千里；文学艺术中，方言使作品风格纯正自然，普通话则带有一定的装饰性。“方言文学”的概念至今被人们沿用，至于地方戏曲评书弹词一类，更是与方言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笔者尝试着对方言的文学功能做一粗略的梳理，力求对方言在文学中的实际作用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文学方言存在的必然依据。

　　 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工具、手段，也是文学的实质。到了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语言”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大人们的关注。文学语言是人类语言的一种，但它和普通语言又有显著的区别。普通语言是外指的，文学语言则具有内指性。因故文学语言比普通语言更讲究心理蕴涵。实事求是地讲，各类语言中最能直接、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情感的恐怕是非方言莫属了。文学家运用语言，自有其特别的要求和原则，文学语言只会完善原有的语言体系而不会改变它。但如果把目光从标准语——汉语普通话扩大到全民语上，情况就要复杂一些。文学采撷的，确实不单是标准语。它还涉足方言俚语、文言古语、外来语等成分等领域，空间和时间上都超越了现代普通话的范围。因而一些人认为，标准语牢笼不了文学语言，后者获得了独立的身份。①这个逻辑推论，听来言之成理，但并无实际的意义。我们看重的是，从语言体系上说，文学语言不管怎么广收博采，根基没有动，结构没有动，仍然不失为标准语的一个变体。

　　文学语言和全民语，从任何意义上说都脱不开源和流、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细辨起来，在结构上体系上，文学语言只不过是全民语里的一个普通成员。然而在实际交际中、话语中，它却独树一帜，雄居于其它语体之上。其间种种区别的基础，都可追溯到审美功能的存在。文学语言也可大致分出诸如：文言型、规范型、方言型、欧化型等等，某一部文学作品常常设一种主色然后调理五彩，融成一体。本文要说的是对应于“官话”的“方言”在文学中的特殊功能。

　　在北方话取得了规范的地位之后，各类方言作为区域性生活交际语言，逐渐退出社会性交际，更不再用做文学的工具了。现在绝大多数作者也有着用标准语写作的高度自觉，力争为祖国的“推普”运动做出贡献。但文学方言还是一时无法决绝的。而且方言这的一些成分如：语言、语法、词汇、修辞现象，倒是常被标准语吸收。个别的也还进入文学，充作地域和方言的标志，负有修辞的使命；甚至还发展起一种“乡土型”的文学语言。

　　我国幅员辽阔，民情文化、习尚语言，随地而异。表现一地的生活，描写一地的人物，必得展示出此地的独有色彩。方言因其结构要素（语音、语法、词汇）有悖于民族语的规范而不能使用。但方言的文化负载对文学却是不可或缺的。方言的话语，除了传达信息，往往透射出一方人们的性情喜好、想事和言谈的特点。在本地人和异乡人的眼里，这种话语能显示出地方风韵，传达出乡土的情趣，而独特的乡土情趣恰恰是文学意境所珍视的，追求的。

　　但口语的方言和作品中的文学方言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文学方言经过了文人的加工，在辞章上剔除了一些突出的方言形式，保留地方话的精神，这就是乡土型小说语言的基本特点。甚至将方言口语形诸文字本身也常常带有创造的色彩。文学作品（地方戏曲除外）中方言往往已经是在舍形取神地运用民族语的材料。近代经典小说几乎篇篇如此，即使在现代小说中，方言写得有声有色、耐人寻味的也不在少数。老舍的《骆驼祥子》、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梁斌的《红旗谱》、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及沈从文、汪曾祺、林斤澜、阿城等人小说的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的乡土味。使用本地方言行文，从而带有了很强的地域色彩。经过加工提炼后的各地方言纷纷进入小说等文学体裁中，也使得白话文进入了一个异常丰富的阶段。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叙事类作品，无一例外地反映着丰富的语言文化风貌。今日的文学作品中也还有不少作家情不自禁地运用方言来表达情感、刻画人物。推普运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艰难的克服方言问题。但克服和灭绝不是同义词。文学方言在文学史以及文学作品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并且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也还会继续发挥其特有的功能。

　　写作本文绝无贬低或排斥普通话的意味。方言是中国文化中渗透力较强的一分子，有时甚至可以说方言是文化的凝聚点，其文学功能我们当然不能视而不见。

　　二、从“现代语言计划”②看方言与文学的关系。

　　中国现代语言的革命是以文学革命为发端的。提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早在1868年（同治七年）就写有这样的诗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等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③黄遵宪提倡文学创作中口语与书面文字的一致，把“流俗语”看作诗歌流芳百世的典范。俗语包含在方言之中。方言是地方语言，它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某一地区的方言与全民族语言总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同时各地方言在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俗语则是流行于民间，在群众口头中常用的一些定型的通俗语句，包括谚语、俚语、歇后语等。俗语往往地方色彩很浓，所以有些俗语也即是方言词语，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因此许多方言汇释的著作都兼收俗语。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黄遵宪对“流俗语”的推崇倍至，确实不无道理。常言道：“最干净的水是泉水，最精练的话是谚语。”又闻“谚语——语言中的盐。”文学大师门从来没有鄙视过方言土语。

　　几乎与黄遵宪同时的梁启超也主张采用言文一致的“俗语文体”。他认为“自宋以来，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而且“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④裘廷梁还归纳出了“白话”的“八益”，即“省日力”、“除骄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炼心力”、“少弃才”和“便贫民”，⑤很明显都是针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语文工具改革而言的。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和标志，它同样先是一场文学革命。“言文一致”依然是它的宗旨。那么，这时的“白话”是否就是常说的“官话”呢？似乎不是。钱玄同说过“我们提倡新文学，自然不单是改文言为白话便算了事。惟第一步，则非从改用白话做起不可。”⑥胡适的“八事”中“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到1918年，胡适致钱玄同的《论小说及白话韵文》的一封信中，曾将“白话”的语言特点，归纳为三条：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语。”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⑦

　　由此可见，胡适所谓的“白话”或“话”是从口语的角度提出的，“白话”对立着文言，却包容着方言。胡适并没有明确区别方言和共同语。胡适认为“方言未尝不可入文。如江苏人说‘像煞有介事’五个字，我所知的各种方言中竟无一语可表示这个意思。”⑧对“国语”与“方言”的关系，胡适还有着独到的、发人深思的见解：“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国语的文学从方言文学里出来，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⑨……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才有标准的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方言的文学也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 ⑨由胡适等人的观点看，方言与国语在文学中的作用几乎平列，两者之间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共同为文学的繁荣努力。

　　有人说“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时期中国语文变革的两翼。”，②到了三十年代，对“国语”的讨论更为深刻。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说“‘国语’一个字眼竟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全国的普通话’、‘本国的（本民族的）言语’和‘固定的言语’，所以这名词是很不通的，我们此地借用胡适之的旧口号，只认定第一解释的意思——就是‘全国的普通话’的意思。”⑩后来引发的关于文艺语言的大众化话题，再次对方言与文学关系进行了讨论。瞿秋白连续写撰写有关文章，认为“用非驴非马的白话写的东西，绝对不能成为普洛文艺，”因之主张进行“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以“俗话”来替代非驴非马的“白话”，“要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还要用现在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⑾之后，文艺界又提出了“大众语”的概念。“大众语”是指以“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⑿为目标的一种书面语。方言与大众语的关系，一般并不视它为同一，而认为“大众语”应是高于“方言”的具有普通性的公共语，然亦不排斥有条件地使用方言土语，并促使它们普通化。对此，陈望道在他所写《大众语论》里有较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大众语应该就是平常的、普通的语言”，但大众语也不必“严格拒绝土话方言”，因为“它的底子本来是土话方言，不过是一种带着普通性的土话方言罢了。”那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用方言呢？他说：“假定有个时候，感到这带普通性的语言太贫乏，不够表示意思，没有法子表示，不能充分表示，或者表示起来很累赘呆拙，我们当然不能安于贫乏，不把比较不普通的土话底货起些出来应用；再假定有一个时候简直非利用土话的不普通不能活现一个地方的特殊色彩、特别情境，那在文学上面更不该挂起禁牌。”⒀

　　从此以后一直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就“语言计划”看来，本意并不是排斥方言，遏制方言，而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文学大众化，不论那一个环节对文学语言的要求中对生动活泼的方言都没有拒之门外。因此，难怪法国杰出的象征派诗人，文艺理论家瓦莱利（Panl valery）发出这样的感慨：“在这些创造诗的世界并使它再现，使它丰富的手段中，也许是最有价值，然而也是最复杂最难使用的一种，是语言。”⒁

　　三、从文学经典看，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

　　从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某一地方言或几地方言的运用。在以话本为其雏型的明清白话小说中有许多方言成分，这是众所周知的。了解这些方言成分不仅对于欣赏作品的内容大有帮助，并且在考证小说的作者、籍贯、成书过程、版本优劣等方面往往能提供重要的线索。

　　方言文学倘若指各地民间歌谣戏曲曲艺，那自然是源远流长；倘以小说而论，真正的方言小说则在清末兴起。明清白话作品中有许多方言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胡适说：“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的，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和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评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 ⑨其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说岳全传》等作品中保存的当时大量的口语资料，既反映了近代汉语的发展概貌，也说明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在清末之前纯粹用方言来写作的小说并不多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用北京话写的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七侠五义》；用扬州话写的有邹必显的《飞跎子传》；用苏州话写的有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和张春帆的《九尾龟》(限于对白)；用北部吴语写的有张南庄的《何典》等。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小说当然是《红楼梦》、《水浒传》和《金瓶梅》这三部巨著中的方言成分及其有关问题。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就说：“我虽然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仁之目，不亦宜乎？”
《红楼梦》一般认为是用北方话写的。北方话的范围很大，内部又有次方言的划分。《红楼梦》的语言除了北京话以外，还跟江淮方言有关。我们细细考究会发现，作品人物的身份与江淮方言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白话小说渊源于唐代民间艺人的讲说故事，完全是方言口语化的。“话本”不过是故事的底本。《水浒传》取材于民间流传的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其中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在《大宋宣和逸事》中已经出现。一般认为此书作者是罗贯中和施耐庵，所用语言大致以江淮一带的南方官话为基础，保存了不少当时的口语。这部被喻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小说描写的人物上至贩夫走卒，语言生动自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了那个时期的口语面貌。书中大量的宋元明口语方言俗词是作品魅力所在。吴承恩的《西游记》取材于唐僧取经的故事，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撰成。所以语言以江淮方言为基础，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金瓶梅》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比较鲜活地保留了明代中后期都市下层群众的口语。真实地、完整地呈现了那个时期方言的自然面貌。那些完全口语化的人物语言、生活俗语、俚语、粗俗的詈语和戏谑语，以至于关于性行为的语言描写，可以说是完全自然主义的。语言学家说《金瓶梅》“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多元语言系统的言语作品集。书中有大量的群众口语、客厅用语、说书人套语和隐语黑话以及行业语，还有少量文言公文用语，是研究明代社会语言难得的原始材料，书中的华北官话、鲁方言、江淮方言、吴方言、还有晋方言，则是研究后期近代汉语形成的有用资料。”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展示了一幅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语言生动。以下江官话为主。

　　文艺家族中的戏曲是方言擅长的又一种表达形式。戏曲原本比诗词更接近口语。如杂剧是元代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在我国文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古典戏剧作家为了剧情和演出时时语境的需要，大量运用了方言口语词。臧晋叔《元曲选·序二》说：“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乘语，无所不供其采掇。”元曲的台词多数带有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北方官话色彩，这些词语或与雅诂旧义相违甚远，或与辞书求之不得。……有不少元曲词语至尽仍然活生生地保存在一些地方方言中。

　　也许要穷尽文学经典中的方言现象是件傻事，而要从经典作品中去捕捉方言土语以证明某某作品或某某作者属于某某区域有考据上的某种意义。其实，这些都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重要是这些作品为什么会成为经典？方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它是否阻碍了作品的千古流芳？中国方言的文学是属于全中国的，中国文学中的方言也是我们的民族语！正是由于适当、巧妙地运用了方言，才出现了缤纷多彩的中国文学。古典文学作品的史实有趣地说明了：“官”（话）与“民”（方言）的相互吸取，相互补充是文学言语的最佳选择。

　　现在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基本上都只有一种话语——普通话，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北方方言的总代表。尽管普通话的普及运用有着不言自明的必要性，但它本身却是最大的话语霸权之一，它的强力渗透剥夺了各色生动方言的存在和使用的空间。语言学的知识告诉人们：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即是说，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是无法离开其母语的。而第二、第三语言（包括所操方言以外的所有方言、外国语）和母语之间是有无法吻合的裂隙的，所以总有一部分包藏在母语状态下的思维珍珠被普通话的大筛子所遗漏。可见方言的存在有巨大的价值。尽管现在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几率很低。即使有也仅限于外表的点缀和装饰。这是否是当代文学常令人摇头的原因？新时期文学中如何发挥文学的独特作用？这些问题值得作家和语言学家们共同思索的。

　　四、方言之于文学的特殊功能

　　“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⑨胡适之先生的这一段评论充分肯定了方言的第一文学功能：刻画人物。胡适还举了《海上花列传》中的例子进行对照：

　　“……双玉进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颈，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翻译成官话则为：“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像现在这个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胡适感叹“意思虽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了多多了。”还认为方言刻画人物是其独有的长处。他高度评价了《海上花列传》的方言运用，“富有文学的风格和文学的艺术”，“长处正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他竭力推崇这一部中国纯方言小说。认为“如果这一种方言的文学杰作还能起到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文学的兴味，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和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胡适对方言在文学中的造形、造情作用的揭示是很为发人深省的。一般人们的思考总是用自己的方言（多表现为内部方言言语形式）进行的。听口音可辨是何方人氏，解方言可释心灵密码。（已有不少学者在这样运作）。所以，方言并不是普通话的对立面，尤其在文学作品中。

　　其次，方言的文学功能还较常规地表现为铺垫文化底色。方言是硬的，文化史则偏软。以方言的硬材料给文化补钙，这样的作品更好看，更耐看。

　　汉民族的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北方方言，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因为北方话在汉族历史上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特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实质上也就是语言（方言）的历史。

　　就方言小说而言，晚清的方言小说主要产生在吴语方言区，这里有文学传统的原因，也跟文化氛围有关。对于晚清文坛来说，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一是当年的新小说家主要集中在吴地，即使外地作家也能操吴语；一是晚清狭邪小说盛行，吴侬软语恰好最能表现青楼女子的聪明伶俐与故作娇羞。如漱六山房的《九尾龟》中的“方言”是按身份来严格区分的。倌人操苏白，嫖客说官话。这样的人物对话已不再仅仅具备写实的意义，而更多带有象征的意味。在小说中，用什么“话”开口，已经变成一种身份地位和文化修养的外在标志。这样，方言的使用在《九尾龟》中就获得了更深一层的含意，而不再只是渲染气氛或者刻画人物。他对小说吴方言的理解和使用，已经深入到文化层面。

　　方言包含的文化信息有多少，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中有着比较详细的叙述：人文地理、移民、栽培植物发展史、地名、戏曲小说、民俗、民俗文化交流等等都可以从方言中得到丰富的信息。人是文化的产物。人之所操的方言之中必然熔铸了大量的文化信息，也正因为如此，文学作品在审美、教育功能之外还获得了认识功能。

　　再次，方言的文学研究功能。在文学方言的接受中，一方面以它生动的、深刻的魅力吸引着广大的读者，另一方面从专业接受者的角度看，方言有着突出的资料价值。如果说今天的普通话是以典范的文学作品为语言规范，那么昔日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包括方言）也真切地透射着从前的语言面貌。许多文学作品的方言是当时口语的生动记录。

　　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参照对象，对从前或现在的语言面貌作一番揣摩，是现代的语言学家从事语言研究的通常思路。关于经典作品方言研究的论文、著作呈出不穷。现代的语言认为，方言是语言的变体。相对于“方言”而言，“语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在口头上使用的是“方言”，而不是“语言”。方言可以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一般说来，同一种地域方言集中在一个地区，也有的是移民把它带到远离故乡的地方。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因职业、阶层、年龄、性别等等不同，口语、措辞、言谈也会有差别。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常常既有地域性又有社会性。既是语言学家分析研究语言化石的重要材料也是文学批评家把握人物文化性格的可靠依据。“言为心声”，由作品中的叙述语言的方言色彩可探寻作者所处地域范围，由人物语言的方言特征可窥见一方水土的人文风情。并有利于准确把握作品的文化底蕴。

　　五、当下文学作品中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

　　当下的作家们都在竭力运用普通话写作。而且把“讲普通话”提高到“做中国人”的境界来认识，几乎成为一种法律。是不是因此就在文学作品中永远看不到方言的影子了呢？当然不是。北京的老舍，湖南的何立伟，东北的阿城等各自用方言写作反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史实也已证明：方言曾在文学作品的风格中扮演了比较的重要的角色。既使本地人觉得亲切也使外乡人感到新奇，浓重的乡音中还浸透了厚重的文化。

　　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但其实大多数人所说的普通话都是带有方言特征的。就是“标准”的普通话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北京话和北方话都是方言。但是普通话和异彩纷呈的各地方言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还是有着分工上的不同。概而言之，在一般的叙事作品中，语言分为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较多情况下，叙述语言由普通话承担。人物语言常常有一定的方言特点。在普通题材的作品中，方言在交代人物身份，刻画人物深层心理，抒发细腻情感等方面比之于普通话有更大的优势。因为方言是真正的来自于生活，和人们的情感有着难舍难分天然一体的牵连。而普通话由于是一个整合的语言，代表了汉民族语言的总体面貌，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宏大题材。当然它也可以表达日常情感，只是从语体风格和题材的和谐角度说，它比较适宜于宏大叙事和宏大抒情。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方言都能写成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的繁荣还和多种因素密切相关。我们梳理下来发现，历史上江浙一代的方言区，孕育出的文学精品最多。江淮方言、吴越方言的文学价值是否具有特别的文学价值，笔者将另外撰文作详细讨论。

　　参考文献：
　　①白春仁著，《文学修辞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版。
　　②高天如著，《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③《黄遵宪诗选?杂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小说丛话》，引自《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
　　⑤《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引自《清议报全编》（卷二十六）。
　　⑥《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的附言。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
　　⑦载《新青年》第4卷第1号。
　　⑧《答黄觉憎君折衷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3号。
　　⑨《海上花列传》序。
　　⑩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
　　⑾《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载《文学》第１卷第２期。
　　⑿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载1934年6月19日《申报?自由谈》。
　　⒀《大众语论》，载《文学》第３卷第２期。
　　⒁[法]瓦莱利，《纯诗》，转引自《西方现代文论选》，第28页。
　　⒂袁宾等编著，《二十世纪近代汉语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On The Functions of Dialect In Literature
　　KeLing

　　Abstract: In literal works the dialect can serve as a special tool in depicting the literal figures and expressing the strong emotions. As an indispensable method, the dialect conveys the cultural message, which can be the important evidence for the modern philologists and linguists to do their research. While we stress the literal functions the dialect plays, we do not want to contrast the promotion of the Mandarin. Every step adopted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modern language scheme does not simply negate and expel the use of the dialect, which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literal classics. The dialect and the Mandarin employed in the literal works enjoy different aesthetic features and expressive advantages. Dialect can still plays its special role in expressing the local features in modern literal creations.

　　Key Words: Literature and dialect position of the dialect in literature functions of dialect in literature literal dialect and Mandar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