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乐户研究》简介·
项阳著／《山西乐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0
————————————————————————————————

　　乐籍制度是始于北魏、至清雍正元年解体的以“贱民”为主体的专业乐人制度。他们在宫廷、官府、军旅中执事应差。延续一千多年的乐籍文化制度成就了中国音乐的体系化。本书从对历史上乐籍最为集中区域之一山西省所存的乐户后人的实地考察入手，从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音乐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层面对这一群体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生存方式、社会地位、信仰崇拜、组织形式、供职机构、多种音乐形态的演变，进行全方位的讨论，力图做出新的解释。《山西乐户研究》 项阳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

·书评·

传承：音乐文化永恒的生命——读项阳着《山西乐户研究》有感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系 刘再生

(本文来源于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

　　传承是有形与无形编织起来的历史网络，维系着传统音乐世世代代流变不息的生命。传承既是一种文化行为和方式，更在于它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体制。很多人相信，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至今依然在民间音乐中保存着许多相当古老的曲调甚至完整的乐曲或套曲，正如两千三百年前的儒家大师孟子所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当代音乐学大师杨荫浏先生也提出了“全部中国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民间音乐史”的著名论断。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间音乐是“由劳动人民世世代代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遗存下来的音乐”，这种传承方式到底是被动的、无序的、偶然的、自生自灭的？还是有组织的、有规律的、必然的、生生不息的，犹如隐伏在民间音乐汪洋大海里一股宏大的“暗流”？这个关键性质的问题不仅涉及对我国传统音乐传承方式的历史认识，更关系到对传统音乐作品的科学性考察。宋元以来的“三千小令，四十大曲”在民间音乐中尚有遗存吗？这种并无乐谱可以断代的音乐，其古老性是可信的吗？传统音乐是通过什幺样的途径一代又一代地在民间流传下来的呢？这是传统音乐学家和音乐历史学家梦寐以求希冀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突破的症结所在。项阳博士的新着《山西乐户研究》（以下简称《乐户》）恰恰切入了这样一个传统音乐学和音乐史学中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多重性质的重要课题，读后印象觉得这是一部有着沉甸甸学术含量的著作。

　　《乐户》全书34万字，由“前言”、“第一章 乐户的源流”、“第二章 山西乐户”、“第三章 乐户的组织和文化形态”、“第四章
山西乐户的音乐文化特征”、“第五章 乐户对音乐文化传统的贡献”、“第六章 乐籍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附录”和“后记”几个部分组成，本书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经费资助，文物出版社于2001年10月出版。全书围绕着“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乐户”为中心展开，上探其源流，下访其孑遗，既有确凿凿的历史，又有活生生的音乐，从而编织起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承载者”――“乐户”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独特文化现象，又是我国传统音乐得以生生不息传承下来的无形网络。在学术领域，一项课题的研究其体系的成形有着极大难度，它既需要学术积累的厚度，更需要创新见解的胆识，因此，《乐户》一书在研究过程与结论方面给了人们许多启示。

　　梳理“乐户”的历史脉络是本书的一大研究特色。历史研究的本质是历史碎片的整合。人类文明的进程往往在时空的流逝中变成了一瓣瓣模糊的碎片，历史学家的责任便是将模糊的甚至是断线的历史重新连接并变得清晰起来。我国哪一朝代有了乐籍制度？一般的说法是在明代，但项阳博士在浩瀚的文献资料中寻找到了珍贵的历史记录。《魏书·刑罚志》云：“孝昌（525－527）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仦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脏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作者认为：“这样，自夏商时代便有的、以音乐作为谋生手段的一群，在北魏时便以乐籍制度的形式得以确立，这确立之初，便决定了这一群体的‘贱民’身份与地位。一部乐户的血泪辛酸史从此拉开了序幕。”作者的考证将中国的乐籍制度的源头至少提前了一千余年的时间！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结论。深厚的文献功底是研究历史的必备条件，作为一位传统音乐学者，应当说作者具有相当全面的史学素质与修养，因而对中国乐籍制度的考证能够达到如此深入的程度。对“乐户”的研究，作者认为，自北魏始，至唐代成为乐籍制度的成熟期，宋代是最为宽松的朝代，明代则是乐籍制度的“畸变期”，“这种畸变就是借以权势将乐籍制度用作镇压反叛的工具，其政治的、刑罚的意义取代了声色娱乐的意义。”“山西的多种地方志书以及实地调查中反映了自明代以来，特别是靖难之后许多高官被籍没成为乐户的情况。”详细地剖析了乐籍制度在历史上发展与演变以及不同时代的特点，直至清朝雍正元年（1723）下旨废除乐籍。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在于，乐籍制度被革除后，“乐户”文化在中国并未完全消失，其孑遗至今依然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传统音乐学家关注与研究的对象。这样，作者第一次将中国乐籍制度的来龙去脉梳理得一清二楚，使人们对自南北朝以来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网络体系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与了解。

　　深刻阐述“音乐与人”的关系并以此为轴心研究传统音乐构成了本书另一研究特色。在一般的传统音乐理论研究论着中，往往是将音乐本体作为关注与研究的主体对象，而传承与创造音乐的“人”则是作为不可或缺的背景材料记录下来，以备稽考。本书作者则把目光投向了“人”――中国历史上的“乐户”群体，或者说，中国传统音乐历史的本质就是“人和音乐”的历史。以“山西乐户”为突破口，用逆向研究的方法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作者在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西卷》的同时，足迹几乎踏遍了山西省一百多个县的土地，反映了一种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与作风。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研究提出了“山西为乐户的主要发源地”的论断：“历史上的乐户，特别是以京师为中心向外一千五百里路的区域范围相对集中。北魏时期自不必说，山西本身就是主要发源地，其后唐都长安，宋都汴梁，金之南京，更是元代以下的都城北京，山西均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是乐户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明代统治者在200年的时间内将全国各地‘犯罪’的官吏不分南北俱发山西，使这里更成为乐籍制度畸变后的重点区域……”据在山西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的由乐人们保存的从明代至民国年间的各种手抄本，四十大曲的曲名与宋代典籍中记载竟然大致相同，只有少数变异。这种极其令人惊叹的文化现象，正是在于山西乐户“男记四十大曲，女记小令三千”的高文化传统！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重任恰恰是落在这样一群备受封建社会摧残与欺凌的“贱民”身上。而且，这样的“乐户”遍及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湖北、河北、北京等广阔的区域。作者以极富同情的笔触和大量的资料考证了历代乐户的悲惨命运与处境以及对传统音乐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使我们对这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长达一千四百多年的岁月里和中国音乐的保存与发展有着一种什幺样的内在联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突出了“人”和制度的作用，对于音乐“文化因子”的了解就更加深刻，对传统音乐保存与演变也就作出了规律性的诠释，尤其“乐户”之传承作用涉及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方方面面之广泛，在本书出版之前实在是不敢想象的。

　　精辟地论证乐户文化的社会根由，挖掘中国传统音乐传承之主脉是本书的第三个研究特色。散落在民间的“乐户”何以有如此神通，竟然能够担任起唐宋以来大量中国传统音乐作品（包括宫廷音乐、军乐、寺庙音乐）的传承职能？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幺目前在全国许多省市的传统音乐中，包括鼓吹乐、吹打乐、丝竹乐、锣鼓乐、甚至僧道乐，有如此众多的曲牌同名、同曲？”这是揭开乐户文化之“谜”的关键所在，其回答的结论便是作者论述的乐籍制度中的“轮值轮训制”。“轮值”，是指由各地征召乐人到宫廷中轮流应差执事，轮值时间长短视乐人居住地距京城远近有所不同；“轮训”则由太常对乐人们进行教习，包括不断提高技艺、积累曲目以及礼仪乐曲的规范统一。作者认为，这是中国音乐律调谱器曲能够保持相对统一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制度下，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是雅乐，仪礼鼓吹，筵宴俗乐均是自上而下一脉相承的。”即便在乐籍制度解体之后，音乐文化传承体系遭到严重破坏与打击，除籍后的乐人依然有可能将世代创承的乐曲代代相传。作者提出了“要管窥历史上的宫廷音乐、军乐、宴乐，都可以走到民间去，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民间去”的研究设想，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音乐主脉宏观认识的结果，“接通”了中国传统音乐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缺环，现存民间的许多音乐形式和乐曲，可能在历史上并非仅仅是“民间音乐”，而是乐籍制度解体后由乐人们承载“积淀”在民间。因之，本书对乐户的研究有着多方面的突破性的成就，在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是目前为止同类研究课题中所见到的最有价值的一部著作。

　　《乐户》一书充分体现了作者治学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功力，这是作者在学术上长期努力与积累的结果。在厦门大学从师中国音乐史学家周畅教授读硕士研究生时，周先生便强调要利用综合大学的优势，拓宽知识面，调整好自己的知识结构。除了音乐专业课程之外，项阳曾在中文系、哲学系、人类学系选修了《训诂学》、《文字学》、《汉语方言学》、《文献学》、《中文工具书使用》、《甲骨文释读》、《文化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艺术文化学》、《当代艺术思潮》、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等大量课程，1990年在厦门大学近千名研究生中成为两个获得最高奖励――“嘉庚奖”的学生之一；1997年从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职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投师于传统音乐学家袁静芳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后，又获益于袁先生在传统音乐领域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对传统音乐形态前沿性研究的精心指导，并按照导师的要求去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选修《经济史》、《民俗学》等课程，渴求知识的忘我之情，始终如一。1998年获中央音乐学院颁发的“傅成贤奖学金”一等奖。《山西乐户研究》便是他撰写的博士论文，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阳在《乐户》的写作中，能够从乐户一个选题向传统音乐学、音乐史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辐射出去，并在研究中使之相互渗透，广泛涉及乐户历史与现状的各个层面，建立起一个体系性的理论，是他多年来注重于不同学科的学习与积累并且在多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创造性思维不断升华的必然结果。《乐户》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其厚重的学术质量已经受到专家评委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自然，书中也存在着“急就篇”的某些不乏粗糙和疏于推敲之处，有些细节性的结论也下得急了一点，未多留一些回旋的余地。如项阳在书中所言，由乐户研究引发的乐籍制度研究仅仅是一个开端，有许多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诸如对浙江惰民、扬州瘦马、安徽伴当、各地的乐营、寺属音声人、王府中的乐户，对目前民间存在的所谓多个“化石性”乐种的历史音乐学研究等等进行展开式的深入研究。但总的说来，正如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的王小盾教授所说：“本论文的选题具有开创意义，论点和论证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其学术方法也具有示范作用，学风朴实，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笔者觉得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我们期待着他的新收获。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将项阳和他的《山西乐户研究》比喻为一堤源源不绝的渠水，水潮似涌，清澈见底，这是因为他从不拒绝来自江河湖泊的多方源头的“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