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作者受到施爱东文章的启发，以耿村普查的经历为依据写成的体会性文章。主要是：①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普查是一种中国特色，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相对于个人搜集节省时间和财力。耿村发现和普查得益于三套集成的高潮。②耿村普查的成功在于普查者与故事家建立了鱼水关系，真正动员了村中的故事讲述群体，从而达到了挖掘的深度和广度，但普查还要继续进行，长期观察该村文化生态的变化。③耿村普查科学性、全面性的把握和具体操作方法④耿村普查引动了有关的理论思考，主要收获是民间文学还活在民间，也在与时俱进。它可能不像过去那么繁盛，但也不会很快消亡。⑤研究永远离不开田野作业。⑥关于田野作业名称。应当建立城市民俗学。

　　[作者]河北省民协副主席、民间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散文学会副会长、石家庄市文联主席 文学创作一级

　　从网上看到中山大学施爱东先生的《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和他的《<民间文学：告别田野>论文提纲》，感到他很有眼光，写得很尖锐，大胆地提出了一些被人忽视而又客观存在的问题，形而上地批评了把田野作业作为民研唯一手段的观念，值得我们深入反思。他到底是钟敬文先生的高足，能够语惊四座，引发了关于田野作业方法的新一轮讨论。

　　施先生在文中提到了我们的耿村。这使我不能不回顾的是，从1981年开始我就负责一个地市的民间文学工作，个人搜集、组织、编辑和就人就事的一般性研究也搞过，国际性课题也涉及过。尤其是从1987年正月发现和深入藁城市（县）耿村民间故事村以来，在口头作品、民俗事象等方面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于1989年9月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耿村民间文学论稿》，发表了许多关于耿村的文章。

　　现在我重新审视自己所做的事情，不能不扪心自问：我到底去耿村做什么？找什么？16年来，发掘汉族村落耿村文化所走的路子对不对？田野作业到底有用无用？文本的研究和田野作业有无矛盾？下乡前必要的假设与随遇而得、有所发现二者是否同时存在？“到民间去”的根本意义和哲学依据是什么？我们为“田野作业”改改名字行不行？这既有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也有方法论的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从长期进行耿村普查活动中，找到一些什么的。

　　一、耿村普查的缘起——普遍的社会动员便于获得基层文化信息。

　　大家都知道，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从1984年开始，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联合发了通知，要求各市县都开展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而且强调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传统方针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广泛搜集民间文学的群众文化高潮。成千上万的普查者、搜集者走村串户，访老问古，好不热闹，这在中国民间文化史上是一次少见的辉煌。全国获得多少亿字的资料，出版了几千部地县级卷本，涌现出了大批的民间文艺搜集新人、民间故事讲述家和歌手，开了多少次新闻发布会和学术讨论会议，有了众多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和有关遗存遗址遗风的新发现。

　　耿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我们发现的。这是一个当时只有281户、1100人的冀中平原小庄。村民们自古就是以务农为主，以从事工商业为辅，大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表面看来与其它村庄没有什么两样。但那里有一大批口头文学的载体，有很浓的民间文化氛围，而且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笑话村、瞎话村，或被称为“穷讲善念村”。后来证明它是一座少见的民间文化“富矿”，是一个汇纳积淀了几千年口头文学的湖泊。虽然它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以前被我们长期忽视，甚至被文化人所蔑视。它的发现，得益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群众性运动。

　　（一）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如果没有当年的集成舆论氛围，它可能还被埋没在民间，甚至永远不被人察觉和重视。

　　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没有信息，民间文艺事业和其它事业一样无法发展。也可以说，民研工作首先靠信息、靠资料。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线索也没有，普查搜集的难度就会很大，可能经常无功而返，甚至得不偿失。施先生在文章中强调了信息线索的重要，我是颇有同感的。耿村的发现，正是由于当时召开过各级三套集成发动会议、工作交流和典型表彰会议，在大小报刊上、内部通报简讯上和广播电视里都有开展民间文学普查的时代强音，甚至有各级党政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有一大批专家学者的呼吁和辅导讲座等，形成了浓烈的抢救民间文学的历史性的舆论高潮，从而形成了普查骨干走访搜集高潮，使广大农村这个社会的最基层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于是耿村这样的民间故事家群体现象被发现了，有人向藁城文联报了矿，藁城又向石家庄地区三套集成办报了矿，石家庄便向省里做了汇报，省里便向中国民研会做了电话汇报。然而，许多人不大相信，有的认为这可能是1958年大放卫星的浮夸风再起，也有的直称耿村是“文革”后的“小靳庄”，以为那是搜集者替农民编造出来的。虽然如此，耿村毕竟开始浮出水面，以它丰富多彩的口头文化容貌向我们走来。
固然，中国人很爱搞运动，动不动就是一场什么运动。好像什么事情都要靠运动，不搞运动就干不成事情。本人对此也多有多反感。可是耿村的发现和挖掘过程，证明搞运动的发现方式也是有效的文化方式，是中国式的民间文化调研方式。所以在发现耿村问题上，我还是看到了群众运动的好处多多。中国人多运动多，也就要辩证地看待。也不可否认，单枪匹马的、独往独来的、不动声色的、比较秘密的搜集活动，也有很多重大的发现和成功。可是，不能以此排除耿村和湖北伍家沟的发现方式的客观存在。
　 　
　　应当感谢使我们走向成功的文化活动和运动，感谢上下左右的信息交流，感谢可贵的历史契机。

　　（二）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发动，当年那场民间文学集成高潮是不会出现的。我们是幸运的。

　　1991年5月上中旬，中国耿村国际学术会议在河北省藁城市和耿村召开。日本昔话学会代表团副团长、立命馆大学教授福田晃先生曾感慨地说：你们改革开放不久就进行民间故事的抢救，而且有各级政府拨款，经费上有所保障，这比我们日本的情况好多了。我们是靠自己来干的，无法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去干，所以许多该保护的没能保护住，该抢救的没有来得及抢救，从明治维新以来文化损失太大了。你们动手早，一定会抢救得多，保护得好，积累得多。福田先生这番话就像一个反光镜。这便是一个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文化抢救运动，是中国人以为这样不一定好而人家十分羡慕的事情。的确，当时的石家庄所属17个县（市）都有财政拨款，都有集成办和卷本编委会。在耿村工作上，地县两年连年拨款，修通了公路，学术会议也拨了款项。截止于现在，总投资已超过百万。

　　（三）如果没有各级文联、民协的重视和大规模行动，没有大家带有竞争意味的广泛打探和深入挖掘，就可能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性失误。
重要的在于行动，在于充满着激情的行动，在于卓有成效的行动。那时，在我们石家庄一带是县县讲集成，乡乡讲普查，村村找故事（歌谣），人人做贡献。这绝不是童话式的回忆，也不是神话式的吹嘘。作为过来人，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耿村是一个不争的群体文化现象的重大发现。这一带还有，井陉县王密荣用烧饼换故事，是发扬了蒲松龄的遗风，从过路人口中得到大批作品。行唐县口头镇的歌谣、杏庵村的群体性讲述，高邑县万城村、无极县回族聚居的高头村、谈下村的故事家讲述，都是搜集者们的重要发现。耿村是当时最大的普查点，它带动了全地区的重点挖掘，形成了“众星烘月”之势。

　　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如果没有当年运动式的普查行动，没有我们向村民们苦口婆心的说服引导，那么耿村的文化面貌是无法呈现于世的。通过舆论方式和具体专家串户，真正地唤起耿村人的文化自觉，使他们能够发扬文化奉献精神，敞开心扉展示自己的文化库存，是耿村每次普查成功的基本条件。

　　二、总体上发动群众——开展讲述比赛，强调讲录双方的感情交流。

　　我们进行的是，大兵团作战性的、有规模的、长时间的民间文化普查。从1987年5月以来，已经在耿村进行了九次普查，连续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实际工作日已经达到3500多个。第十次普查，已经于2003年3月30日进村，打算搞到5月上旬，让普查组再在耿村看一看农历四月四耿王庙会的情景。这便是一场持久战。

　　我们进行的是，集体作战与个人作战相结合，集体工作、研讨和个人搜集、思考相结合，普查者与讲述者相配合的持久战。

　　我本人还没有感到这种方法有什么不好。这不是1958年的大跃进，不想放卫星，不必要浮夸，不必要遮掩，进行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有多少成果就是多少成果。我们厌烦极“左”路线，厌烦大轰大嗡，但不能以此否定民间文学搜集上的集体活动。

　　（一）一开始就动员群众，发动群众，一个个地串连群众。

　　第一次普查时，我们召集过故事讲述者的动员会，搞过故事讲述比赛。第二次普查时，开过村民大会，向大家发过文告，讲明民间故事、歌谣搜集整理的意义，号召大家来“献宝”。这样做好像很俗气，但也很必要，而且比外国的单枪匹马节约时光，所以我们也感到很幸运。我们正是利用了中国农民的民族精神、爱国意识，较快地把他们发动了起来。由开始的不理解、不配合，甚至拒绝或嘲笑，变成主动来讲或预约讲述。我们利用了靳正新、王玉田、张才才、徐大汉等讲述骨干进行口头串连宣传，使一批群众认识到这是国家的号召，应该献出自己的故事。正如一位故事家所说的：“故事装在肚里，讲出来不饿，不讲也不饱，还是讲出来好。”于是，周云喜、张兰琴、李香姨、靳满良等都被动员了起来。张才才一家、王玉田一家（七口）都成了讲故事的积极分子。1988年冬，王玉田一家还被省地县三级命名为“故事家庭”，挂上了光荣匾。王玉田老人和几个儿子儿媳以此为荣，连孙子们也以此为荣。所以出现了一批故事祖孙、故事父子、故事母子、故事夫妻、故事兄弟。

　　（二）与村民平等相待，进行感情的交流，形成了鱼水关系。

　　我们是用活动造气氛，用故事引故事，用骨干引骨干。但是，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的大国里，不要忘记人情的巨大作用。故事家生了病，我们有人去看望。故事家有了事，我们去帮忙。故事家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去调解。他们在村子里大多很活跃，红白喜事上少不了的，但我们也调解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使之更为融洽。有的故事家受过“文革”的冲击，不敢开口，我们得到信息后，就主动上门看望。有的来几次也不敢讲，我们就等待时机。靳景祥就是一个大故事家，“文革”中曾被批判、扫街，曾经发誓永远不再讲笑话。知道我们来了就远远躲开，走个碰头也要拐弯回避。1987年5月上旬，他家添了孙女，要庆“十二天”，普查者王建国便买上几尺花布去给他道喜，使他感到十分光彩，先是亲自下厨做菜端上来，好好和建国喝了几杯，然后敞开心扉说：“你们就是过去的老八路，看得起我们老百姓，那么我就给你讲一个逗乐的吧。”从此一讲而不可收，现在大约已经讲了400个以上，而且讲述水平高，故事情节好。他已是中国民协会员、石家庄市民协理事，在承德会议上做过成功的现场演讲。青年故事家靳志慧摔了腿，我们也去看望，他也大受感动。

　　我们就是要和当地人民群众搞成鱼和水的关系，搞成亲密无间的关系，搞成说说笑笑不分你我的关系。再举一例，第一次普查时杨荣国住在吴大娘家，和她全家混得很熟，曾经要认她为干闺女。吴大娘的两个孙女也很喜欢她。她离开时，两个小女孩去上学了，回来一见小杨走了，便大哭了一场，非要到外县去找杨姑姑。

　　人心换人心。我们由不大受欢迎，变成了受欢迎的人。我们的困难也成了村民们的困难。每一次进村，都有人帮助安排食宿，比如生炉做饭、借取被褥等等。许多人都在故事家家中吃过饭，或饮过酒。有一次，我偶然想到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句话出口，便引来了一场麻烦——靳景祥、张才长等故事篓子们跑前跑后置办了一桌酒席，村支书、村主任也来了。那场面真是令人万分感动——这就是我们情深意长的父老乡亲！结果我喝了个酊酩大醉。普查员张彦哲、崔分田新婚，都是要被乡亲们庆祝一番的。杨荣国结婚时，虽在百里之外，靳景祥老人还为她准备了一件礼物。赵志勇、张彦哲生了儿子，人们听说后都要道一声贺。

　　中国百姓的心灵，说难沟通也对，说好沟通也对。看谁去沟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沟通。高看他们一眼，尊敬他们几分，他们就给予真诚的回报，甚至和你成了朋友。这是我们和耿村人多年交往中体会到的。我们需要索取，需要文化的挖掘，但更需要付出，心血的、心灵的付出。在施先生的文章中，引用美国尤金·N·科恩、爱德华·埃姆斯的《文化人类学基础》中的话说，要“一心一意地日夜和一个群体一起生活”。这是十分必要的。他又举杨成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去大凉山彝人地区时，带了布匹、白糖、针线之类送给各寨的酋长，“以联络感情”，“方便与彝人的交往”。这是有名的成功之例。古今如一，他做到的，我们也做到了。

　　三、耿村普查之始——故事搜集为主，科学记录，全面考察。

　　1987年正月初十，我代表河北省和石家庄地区民协、集成办第一次来到藁城的耿村。在故事家靳正新家里，见到王玉田、王仁礼、张才才、张才长、靳三刚等人讲故事的热烈场面，看到了这里浓厚的民间文化氛围。它就像村民们在屋内抽烟形成的烟雾一样，一直缭绕于心，至今不忘。正是这次短暂的考察，使我下定决心在这里开矿。这年4月下旬和5月上旬，中国民协张文、李凌燕、靳玮等先后到这里听故事，认为这里的确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民间讲述群体，但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于是，地县领导要求我组织一次有规模、有深度的故事普查。5月中旬，我便被任命为普查组长带着十几个人进驻耿村，到6月上旬结束时，大家搜集了80多人的600多篇故事、歌谣，计80多万字，显现了耿村故事村现象的初步面貌。这次大丰收，在我国民间文艺界、民俗学界带来了许多理论上的冲击。首先打破了现在不可能有较大的故事讲述群体的论断，其次否定了民间故事正在走向消亡，只有边远的深山老林才会有故事家的说法。7月上旬，中国故事学会首届年会在承德召开。主持人让我在会上重点汇报耿村工作，我大约讲了100分钟，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争论得十分激烈，但是上海姜彬主席在结论中对耿村现象做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上海市区和郊区都发现了大型故事家，为什么就不会有北方耿村现象呢？会后，我便着手编辑《耿村民间故事集》第一集，并且下决心组织第二次耿村普查。8月中旬，便又带着一批人下去，又是一个丰收，向我们讲过故事的村民已经超过100人。第三次普查是在1988年春节期间。人数少些，收获也不小。第四次普查，是在这年的春夏之交。4月上旬，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金荣华先生由贾芝陪同前来考察，眼见50多位讲唱人，又听了20多人的故事、歌谣，便大为感慨地说：这是“世界第一”，“是在世界上值得骄傲的事情”。他走过许多国家，眼界十分开阔。他所下的结论是颇有份量的。而且，因为耿村的现实不容否定，耿村口头文化一直还活在村民中间。4月18—20日，规格很高的“耿村民间故事家群及作品讨论会”在藁城和耿村召开。贾芝、刘锡诚、刘魁立、张紫晨、杨亮才、张文、贺嘉和河北大学、河北师大的教授们都来参加讨论，那便是一片赞美之声了。
首次普查之后，我和赵志勇写出了《我们的田野作业方法和成果》一文。第二次普查时又起草了《试论故事语言科学性的把握》。1999年编纂《耿村民间文化大观》一书时，我还搞出了一个语言把握的规定若干条，在藁城讨论后以此处理文稿中的方言土语，而且也收入书中。我们是第一线的普查者、实践者，从实际出发做出一些具体的规定，方便了大家的工作和保障了作品的科学性。

　　我们的具体操作方法是：

　　第一，每个普查搜集者都带着收录机。每个故事都是先记录一遍，再整理一遍。有的录两遍，记两遍，有的甚至搞三遍。现在仍有大量的文稿和大家的普查笔记（日记）。这便是耿村工作的珍贵资料。

　　第二，我和普查员们一起听故事、录故事，一起研讨讲述者的语言风格特点，一起磋商文稿的记录整理。以耿村方言为基础，保留一些土语，小心翼翼地把握口语转为书面语时的“度”，使整理稿既不像普通话，也比原来稍微雅了一点。然后，再念给讲述者去听，他们绝大多数很满意。有些讲述人喜欢用土语，有时我们加以注释；有的喜欢用现代词语，我们一般改成冀中乡村多见的词语。讲述风格不同，常用词句不同，如何保持他们的口吻风格，也做了集体性的研究讨论。比如，曾经学过说书、唱戏的靳景祥的作品，我们看到大量的“开刀问斩”、“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避月之貌”等旧小说和戏曲中常见的词汇，就议定适当减少之，也适当保留之，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他讲的。他讲述时还常用“小姐”、“姑娘”、“闺女”、“妮子”，实际上都指姑娘，便在每篇中调整成一致的称呼。再如80岁的老故事家靳言根，他的语言十分淳朴，十分地道，但一会儿说“县长”，一会儿说“县官”，一会儿说“知县”，我们一般都做了调整。听讲时都能明白他在说什么，移到文稿上就不能太随便了。虽然做了这些调整，文稿仍属于原汁原汤、没有变味的。

　　第三，制定纪律，严禁胡编乱造，严禁记录者随意增删。耿村故事讲述是天然的。我们记录整理也应该保持它的天然特性。我和每一位普查者一起听完录音，便讨论删去哪些重复罗嗦的词句，弥补哪些应当弥补的地方，既要符合讲述者的原意，符合故事发展的逻辑，又不能形成改编性创作或狗尾续貂、画蛇添足。我们所做的，正是钟敬文先生所说过的那种地步。

　　第四，守着师父问师父。普查组在村里经常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甚至100天，有什么不清楚的就去问故事家们。一个是故事中的疑问，再去问问清楚，便于记录整理。有时替他们纠正讲述的错误，比如靳景祥讲述时总爱说“有文学”，实际上是有文才、才学或有文采。我们一问他，他就知道不对了，后面讲述便改过来了，但时间一长又可能忘掉，我们也没有过多计较。民间讲故事不是舞台表演，让他们随心随意地去讲，把水平发挥出来就好。

　　第五，注意作品内容的全面搜集。从内容上来看，我们一直重视上古神话的搜集，先后发现天体来源、人类起源、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神农尝百草等几十则神话，打破了一些人认为神话已经在民间消失的臆断。先秦以来的人物传说，在耿村是十分丰富的，可以说已经形成一部口碑的中国历史。其中还有一些地方性名人的故事。最大量的是一般的故事，包括幻想故事和比较现实的生活故事、爱情婚姻故事等。笑话、寓言也五花八门。值得一说的是本村的真人真事，或本人经历故事。我们都把他们看成口头文学的一部分。这可能与钟先生当年主张的有所不同。而我感到必须承认它们，不能排除它们。因为任何故事都是由一个人先讲出来，也往往是一种亲历。一些故事家爱把故事讲成亲历故事，动不动就说我见过什么什么事情、什么什么人，让人产生一种真实感。这正是口头艺术的一大特点。

　　村中也有荤故事。我们的态度是遇到就搜集，只是没有上书。也有荤歌谣，我们也没有放弃。既然搞民间文学集成，就要在资料上集其大成，充分显示耿村整个文化生态的全貌，不要丢三落四，不要嫌这嫌那。集成要求具有科学性、代表性、全面性，我们一直把握着科学性和全面性，在编辑出版和研究时才用得上代表性。搜集过程中不能随便强调代表性，以防好多有价值的东西被随意抛掉。

　　第六，我们一开始就是以故事为主，立体描写，全面调查记录。

　　一是不但对讲述者的故事进行录音、记录整理和目录统计，而且了解他们的身世和经历，询问故事的来源和加工之处，询问他们最喜欢什么故事、不喜欢什么故事，普查结束时为每个人立了大传或小传，还抽时间拍照片，一起保存起来或印到书上。二是对他们讲述时的情绪、表情、手势、音调、地理环境、听众环境都做了附记。这便是段宝林所说的“立体描写”，也是实践了贾芝所说的要活鱼活水，不要制造“鱼干”。对故事的处理方法、传承来历也做了附记。只要一看耿村的集成卷本和耿村大观就明白了。但有的附记没有完全上书，因为显得过于罗嗦，或有些重复。三是对耿村的历史、现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经过从1987年5月到1991年春天的积累和重点调查，终于出版了《耿村民俗》一书，日本的加藤千代教授还做了翻译。

　　我们是进行了居落性民间文化大普查，不是针对个人的局部的材料搜集，是通过搜集故事而生发开来，所以便涉及耿村的口头文学、民俗、经济、政治等等方面。

　　四、当时也称之为“抢救”，那是带着朦胧的目标去的。

　　施爱东的文章中说：“在兄弟学科，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田野作业的意义就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引用美国F·普洛格、D·G·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中的话说，过去野外考察的主要目的是尽研究者的能力和知识充分地完整地去描述某种特定的文化，“今天，越来越多的野外考察研究的是定向的问题”。以此为据，施先生认为我国把研究者推向田野的理由不再是文化描述的需要，而是“为了验证特定的假设，这样就可以继续增强、削弱或者修改理论的框架”（引用同上）。这便是检验一定的设想，检验一种或多种“假设”，而且要事先确定方案，制定方法才走出去。这是西方人类学家们已有的做法。

　　耿村普查的开始，便是有一个“故事村”的假设。但是，并不是为了这个假设而一遍又一遍地进行长期的挖掘。1988年4月的会议和1991年5月耿村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已经使耿村名播海外，被公认为是“中国故事第一村”，是“世界第一”，虽然有一个伍家沟，也完全无法与耿村这一大批人相比。特别是1989年6月的那场风波后，贾芝、乌丙安等去匈牙利出席第九届国际口承文学协会年会，外国人都对他们侧目而视。但当贾芝把耿村已经出版的三大本献给年会主席，特别是放了耿村录像之后，局面就大变了，各国专家学者对耿村现象交口称赞，纷纷邀请中国代表团吃饭。

　　假设和目标对于普查者、搜集者来说是必要的，有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也不完全如此。有些信息提供是不够真实的。所以搜集者四处走走，抱着随遇而得、有所发现的态度下去可能造成一个惊喜。

　　我们不能轻易地否定全国性广泛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这首先适合于中国国情。人们喜欢搞运动，掀高潮，凑热闹，我们就在运动中去寻找需要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很经济的方法。欧美有欧美的国情，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是样板。正如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人的大有不同一样，我们要吸收他们的，但仍然要大胆地走自己的路，获得比他们更多更好的资料，也要进行比他们还要深刻的研究。

　　另一方面看，因为中国相当多的民研工作者得益于书本而失之于村社实际。在理论成果上也缺乏有广度和深度的“宏大叙事”和中国民间文化的宏观把握。有了丰富文本资料和宽广的理论视野的研究者，才有能力深入有效地进行一两种理论假设的检验和独到阐发，给自己的“理论框架以血肉”（自美国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

　　“假设——实践——修改假设”，的确是许多理论成熟的机制。但间接的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基础上的假设的根须仍是前人“具体实践”的运用。这证明从实践到理论可能是几个人的事，或者几代人的事，众人的事，不一定都是个人的事。搜集家就是搜集家，不一定是研究家。搜集家当然也可以成为研究家，但研究家总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实践、田野实践，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他的悟性则容易成功。据我的了解，中国民研大家中，还没有一个是完全呆在书斋中、从未和研究对象接触过的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田野作业正在与理论研究“互动中”。这是合乎规律的，既不是研究上升、田野下降，也不是田野尊贵，研究降格。它们之间本来就是一前一后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我很佩服施先生说，之所以有些搜集者不能进行研究，那像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两句诗引用得非常恰当。大批搜集者跳不出自己的生活圈子，放不开自己的观念视野，他们就不可能有新的发现，不可能发展成为研究家。但是搜集家也是社会需要的，学术研究需要的，就像社会需要医师，也需要护理师一样，都是高尚的，令人尊敬的。善于和平民百姓打交道，少一点书生气，这恐怕是研究者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耿村人说“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样朴素的谚语谁不知道？可又好像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思维有点问题。回忆1991、1992和1993年连续与日本野村纯一、福田晃诸位学者一起活动中，他们都强调了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强调了民间文艺研究重在发现，最好是亲自发现；多次向钟老、刘魁立、乌丙安、刘守华等先生的请教中，记忆很深的观点之一便是要有第一手材料，从学院出来的要补田野调查的课。他们的观念，在我心目中已经扎了根。我也感到，有所发现，也往往是苦苦寻求，却偶然得之，或一无所获，或所得非所想，这些情况都很正常，都不属于什么反常。主观与客观不可能完全一致，完全一致就成了神仙，就不是人间的现象和规律了。纵是神仙，也有失算的时候。

　　也要破除民间文学工作的研究就是一切的观念。搜集和研究都是社会的需要、学术的需要，也是搜集者、研究者们自身的需要。搜集了作品，拿出去发表是件好事；交给专家学者去研究也是好事。前者直接奉献于广大群众，后者奉献于研究家们。如果研究家们再用理论指导搜集和阅读，这便是良性循环。不管中国外国的什么理论、理由，我认定搜集与研究二者不可割裂开来。

　　五、形而上的思索产生于普查过程中――有所收获。

　　经济要有基础，经济本身就是社会的基础。文化研究也要有基础，普查搜集就是基础。在对耿村反复普查中，一些规律性的理性的观念便渐渐产生出来，形成了我和普查人员的一些共识。这些共识大部分表述在我的《耿村民间文学论稿》、《民间文艺论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等书中，也在一些调查报告和会议发言中。耿村给了我们许多文化的发现和观念的更新，让我们找到了一些民间文化发展规律性的东西，看到了民间文学工作的重大意义。这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广大农村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口头文学和丰富的民间文化，甚至会有像耿村这样160多人的故事讲述群体和居落性口头文化生态的存在。耿村一般又不一般。说它一般是因为它是冀中大地上平常的村落，说它不一般是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口头文学的湖泊和集散地。
　　（二）在本质上，民间文学是古代农业文明的记忆，也是时代生活的文化描绘。它是长河流水的、不绝如缕的、不受时空限制的。虽然它不会像以前那样繁盛，但它也难以消亡。新的故事、歌谣、谚语、俗语仍在产生中。尽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新世纪还会有新的民间文学，有百姓对客观世界的新理解、新表述。群众的口是不可能被什么东西封住的。到民间去，应是我们长久的，必需的。
　　（三）不少原始的母题，比如许多神话、传说等还在口头繁演中。它是群众中原有的，也有后续的，不断加工的，宗教化的，地方化的，这都是当代民间化的。比如《聊斋志异》中的狐鬼故事，还在耿村等地有所流传。同时，群众受到书报、影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的影响，便造成了新一轮的青少年中的再传播，形成民间文学的再生态。
　　（四）应当承认民间故事家的个人创作。民间故事本来一般是无作者的口头创作，但它一定有原初的讲述人。第一个讲述者的创作，在耿村见到多例，不承认是不客观的。
　　（五）民间故事家之间存在着故事的交流。既然耿村是一个故事的湖泊，是一个口头文学的集散地，就必然存在着无形的交流。没有这种交流，这里的文化现象就会消失。
　　（六）普查，是中国特色的文化活动。普查搜集与个人搜集二者都是存在的，其搜集的成果都是珍贵的。我们在集体性搜集整理中发挥了集思广益的优势，同时又是个人分头行动，从而发挥了个人和集体两个积极性、两个优势。这样做，节省时间和财力，便于保证作品的科学性。普查情结，不是极“左”或落后的代名词。如果说当年林兰搞的商品性故事不太可靠，我们记录整理的耿村故事却普遍可靠。如果说研究家最聪明、最深刻，也要看到单纯的研究家最容易被骗。
　　（七）耿村的资料和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虽然不能说完全客观正确，但它已经进入教授的讲义、大学的课堂，进入许多学术著作中。这使我看到了搜集整理的实际意义。据我所知，钟老、贾老、姜彬、段宝林、乌丙安、刘守华、巫瑞书、江帆和台湾金荣华等先生都在不同程度地使用着耿村资料，研究着耿村文化现象。德国出版的《东方文学》中，曾经收入了靳正新、孙胜台等人的故事。样书就在我的资料柜中。日本、德国、俄罗斯、美国等地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中使用着耿村资料。有关耿村的信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和省市级报刊都先后发过许多有关文章和报道，中央电视台和省市各台都反复进行过耿村文化现象和普查活动的画面播映。大批美国人三次集体到耿村观光旅游，对耿村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里已经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明亮的窗口。耿村，带动了三套集成的普查，带动了民间文学研究，也带动了国际性文化旅游。第十次耿村普查正在顺利进行，将来还会有一次次的普查考察。我们要继续努力，把它搞成国际性民间文化旅游村。

　　从读施先生的文章，使我想到了自己从事过的耿村实践，想到了理论发展的根脉在于基层实践。我很感谢施先生的多方启迪。

　　此外我常常想，“田野作业”这个名称恰当吗？所谓田野作业，大概是从专家视角出发，离开城市走到农村去进行考察。其实，城市民俗、社区新风貌也需要大家去考察。所谓田野，实际是村庄，是农户，是人在的地方，真正在田间地头却不太多。应当从人出发，从人居出发，不必偏于田间，突出野外。田野是属于村庄的，还是突出人文味道的村庄为好。所以不如把“田野作业”改为“村社作业”。这样突出了乡村里社，也兼及城市社区性民俗考查。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剧增，我们应当关注、考察、建立城市民俗学，加强城市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

2003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