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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的话
我们对中国现代口承神话的考察前后历时近10年，目前已初步告一段落。由于学识和能力有限，本书在民族志描写和理论分析上，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尤其是各章在描写和阐释的程度上存在着深浅不一的问题。其他不足与疏漏之处，也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地期待着读者和方家的批评指教。
衷心感谢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奖励计划”的支持，没有这一奖励计划的资金支持，这个项目根本无法实现。这个项目的完成还得益于许许多多神话学者以及以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在传承和重述着神话的乡民们的大力帮助，我们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出他们的名字——而且，出于保护隐私的目的，书中的讲述人基本上都使用了化名(只有第三章应讲述人的要求，没有使用化名)——，但是，对他们的由衷感激将永远深植在我们的心里!
[1] [日]大林太良著，林相泰、贾福水译：《神话学入门》，24～25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
[2][英]马林诺夫斯基：《神话在生活中的作用》，见[美]阿兰·邓迪斯编、朝戈金等译：《西方神话学读本》，24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 高丙中：《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译序》，见[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 [美]阿兰·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237～238页。
[5] 有关马氏及其功能主义神话观的介绍和评论，可参见杨利慧《神话与神话学》，第十一章第三节，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 Franz Boas, Tsimshian Mythology (Washington, D.C., 1916). 另见其Kuakiutl Culture as Reflected in Mythology (New York, 1935).
[7] Ruth Benedict, Zuni Mythology (New York, 1935).
[8] [英]雷蒙德·弗思：《神话的可塑性：来自提科皮亚人的个案》，见《西方神话学读本》，253～272页。
[9] Regna Darnell, "Correlates of Cree Narrative Performance," in Exploration into Ethnography of Speaking, Richard Bauman and Joel Sherzer, eds., 2d ed.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15―336.
[10] [瑞典]艾克·霍特克莱茨：《意识形态的两分：肖肖尼人中的神话与民间信仰》，见《西方神话学读本》，187～203页。
[11]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导论。
[12] [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 14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3] [英]雷蒙德·弗思，《人文类型》，144页。
[14] Kyoim Yun, “Performing The Sacred: Political Economy and Shamanic Ritual on Chaju Island, South Korea” (Ph.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2007), Chap. 2.
[15] 尽管对现代生活中各种“神话的泛化”现象的关注在世界神话学史上并不鲜见，例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玩具、沙滩上的旗帜、标语、广告牌、脱衣舞、现代传媒等都视为“流行”的现代神话，见其《神话学》一书，台北，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再如，用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视角来看，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乔治·华盛顿无疑是现代的阿多尼斯(Adonis)，参见Robert A. Segal, Myth: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7―60。 由于本文的“神话”概念有着相对明确的限定——事实上这类神话也是大多数神话学者所着力关注的对象——，因此这里的批评不涉及那些对“神话的泛化”现象的研究。
[16] “现代中国”是一个被不断建构起来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概念。对于其肇始的确切时期，学术界尚有不少争议，一般认为，这一阶段大体发端于20世纪初叶的“五四”运动，而其转型则在晚清时期已逐渐开始。本文不拟纠缠于这一概念上被越来越多地附着的种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涵义，陷入对现代∕后现代∕当代等的界定纷争之中，只想借此考察中国的口承神话在帝国时代结束以后的20世纪以来直至今天、在一个发生了诸多变化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相应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语境中，是如何传承与变化的。
[17] 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有人对当时流传的口承神话予以关注，并进行了初步的搜集、记录、评论以至改编和再创作，这一传统在屈原、王充、干宝等人的著述中都有体现，不过，这些古代学者对于口承神话的特点、重要性、传承和演变情形等，尚未形成自觉。
[18] 梁启超：《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见其《饮冰室文集》第34卷，又见《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25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对梁启超这一贡献的发现，要归功于刘锡诚的辛勤探索，见其《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19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19] 参见钟敬文《关于说明神话——写在<妇女与儿童>的<说明神话专号>之前》(1935)以及《与W•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413～414、492～49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20]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108～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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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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