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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丁：我记得您对冯骥才的小说《雕花烟斗》有非常独到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上说，你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批评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即挖掘当代作家作品中蕴藏的古代文学因素。这与当时中国批评界对“寻根”问题的探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福清：我发现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国作家一方面积极向国外文学学习，一方面又认真借鉴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寻觅本国文学民族特色的根源。读冯骥才的小说《雕花烟斗》，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中国17世纪的话本选《今古奇观》中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构成这个故事的古代传说载于公元3世纪的《吕氏春秋》。故事说的是官吏俞伯牙偶然遇到一个能欣赏他的琴声的樵夫钟子期，后来当他从京城回来听说樵夫已去世，就摔琴痛悼知音。《雕花烟斗》实际上写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小说发生在“文革”和以后的岁月里，著名画家唐先生备受屈辱，被迫放下画笔，只能在雕刻烟斗这种完全是实用的艺术上施展才华。当时唐先生常到一个花农那里去坐一会，欣赏花农所种的绚丽多彩的凤尾菊。在古代故事中，俞伯牙很清楚，樵夫确实善于欣赏他的崇高艺术。而生活在俞伯牙数千年以后，另一个时代的人——画家唐先生却对一个普通农民是不是他的艺术的真正鉴赏者持怀疑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冯骥才在传达画家这段思绪时用了“知音”二字。“知音”恰恰出自俞伯牙与钟子期交往的故事，因而我的分析是有根据的。老农死后，画家听他儿子述说父亲曾吩咐下葬时“千万别忘了把唐先生那只烟斗给俺插在嘴角上”的遗言时，一下子明白，他犯了多大的错误，这位一次次给他送来菊花的老农确实是他的知音。
刘亚丁：我记得，您也写文章分析过阿城的《棋王》。
李福清：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也是吸收古代传统小说因素的一很典型的例子。我发现，《棋王》与17世纪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有内在联系。这里不仅仅是简单的表层上的相似，如两个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身怀绝技的围棋或象棋高手，而它们的其他相似之处更深刻。尽管两部作品的时代不同，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不同，仍然有许多共同因素表明这两部作品之间有着亲缘关系。表层特征是，两者的主人公都是不顾一切地迷上了棋艺的青年，都在寻找旗鼓相当的对手。某老道士或老神仙传授某种绝技是古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情节，追根溯源，能从大自然的主宰那里获得赐予的原始观念是其源头。在人们的意识中，高超的棋艺的获得是与时而以老者的面貌出现、时而以青年的面貌出现的神仙的形象相关，如著名的烂柯传说。话本中写国能一次在田畔拾枣，见两名道士对坐安枰下棋，他在一旁观看，道士就枰上指点他下棋。此后国能果然棋艺出众，而且说“所遇必定是仙人”。我们看看阿城又是如何处理这类题材的，《棋王》主人公王一生与国能一样，都是自幼便爱好下棋的青年，王一生后来遇到一个捡破烂卖废纸的老头儿，就是这个老头儿既将自己精湛的棋艺传授给了他，又把一本自家祖传的棋谱送给了他。这里捡破烂的老头自然代替了从前的老道士、老神仙之类的形象，老头儿讲解棋谱完全用的是道家的语言，后来王一生本人讲起这段奇遇时说“我心想怕是遇上异人了”，“异人”在汉语中常常是跟神仙或是与他界有联系的人。后来王一生听老头儿对以前市里的棋赛哗哗说了一通棋谱的时候，直觉得“真的不凡”，这就不是偶然了。古代小说说到与他界相联系的人物时，就常有“不凡”二字。王一生从捡废纸的老头儿那里得到祖传的棋谱这一点就更是中国文学传统情节的处理方法，自然，主人公通过书写的符咒或者口授从而得到魔法是更为早期的现象。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文字长期处于优势位置，尤其重视书写的东西，大约这就是何以中国古代就有了主人公通过书本或文章从神仙获得特殊知识的传说，如大禹从河神得到治水之道的传说，《汉书》中有张良经过某一神秘的老者的种种考验从而得到兵书的传说。在《棋王》中，拣烂纸的老头儿自然完全是一个尘世中人，在整个情节安排中作家显然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现代化了。小说主人王公王一生与国能还有一点相似，这就是二人都执著地在寻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对弈者。这使我们想起那些浪迹天涯，寻找高明对手的古代英雄(特别在民间叙事诗中)。这些都是中国当代小说运用传统模式的很好例证。我曾经写了篇文章《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因素》在《文艺报》上发表，后来收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我的《古小说论衡》、台北洪叶公司1997年出版的《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引起了作家和读者的兴趣。最近新西伯利亚大学一位女学生写了年级论文，把《棋王》与这个话本作比较，她不知道我早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只是在中国发表，未在苏联发表。
刘亚丁：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在17世纪以后开始传到俄罗斯，在俄罗斯中国文学的翻译家、研究家(也就是汉学家)代有其人，请您介绍一下中国文学18世纪在俄罗斯传播和研究的情况。
李福清：我前面说到了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可惠及世界人民。我在近年写的《18世纪—19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在俄国》介绍了俄罗斯早期接受中国文学的情况。1763年在俄国的《学术情况通讯月刊》上发表的《中国中篇小说》，这篇作品是从英国作家哥尔德斯密的作品转译过来的，尽管作品人物的姓名不同，但故事源于中国的话本选《今古奇观》中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788年出版的俄文本的《译自各种外文的阿拉伯、土耳其、中国、英国、法国的牧人、神话作品选》中有《善有善报》，是从英文转译的《今古奇观》中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1799年莫斯科的一家杂志还发表了一篇叫《恩人与贤人，中国中篇小说》的作品，讲述皇帝四处寻访贤人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篇仿中国小说的作品。到了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翻译的中国作品就更多了，小说有《醒世恒言》中的《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今古奇观》中的《夸妙术丹客提金》、《怀私怨狠仆告主》、《羊角哀舍命全交》、《烈女传》中的《孟母三迁》以及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翻译改写的戏曲作品有《窦娥冤》、《留鞋记》、《西厢记》、《梅香翰林风月》等。还有辛柯夫斯基的拟中国作品《作家的荣耀》，他还以《好逑传》为蓝本写了《女人佼——中国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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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0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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