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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主”与“搏龟”的风格，其目的在于选出村中的显要人物（如“主”与“头家”）。此种仪式的形成有三种因素：（1）神明或谱系作为竞选的最高决定人；（2）道士作为竞选的媒介与代理人；（3）竞选人。两种仪式都包含一种象征的交换关系。“晋主”是以辈份、德望与钱财换取灵位，而“搏龟”则以戏班等换取仪式中的地位。两类仪式既提供了一种社会均衡的制度，又提供了一种平等竞争的机会。仪式的存在使每一个有意愿的村民（代表家户）都有机会参与争当“显要人物”。并且，此类显要人物并非政治现实中有政治资本的权力代表人，而是以财富的所有权与欲求为资本。把这一类竞争性仪式看成是“民间资本主义”的表演，实不为过。“晋主”与“搏龟”在明清时期即已存在，其兴起可能反映汉人社区资本主义精神 (capitalist spirit) 的成长。根据两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回忆，在1949年以前“晋主”与“搏龟”并不像目前如此具有竞争性。旧社会的“晋主”仪式，主裁权在祖祠的老人议事会，而“搏龟”由于平日“庙产”的存在，而受到排挤。近年来，这两种仪式愈演愈烈。竞争性仪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扩大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因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一种社会竞争的操演而引起。
在现代化过程中，民间传统仪式与象征除了延续社会联系的功能之外，还宏扬了民间竞争性，使民间的崇拜转换为商业性的崇拜。在塘东的三十余家小商店中，都有土地公与吴明妈的画像与神龛。工商界的村民，尤其对神特别尊重。试图弃农经商的青年更是祈求神灵的扶助。马丁 (Emily Martin Ahern) 把中国民间崇拜仪式看成是神人之间的交流方式。[26]在塘东，仪式亦是神人之间的交流。而其交流的内容多为对商业决策与过程的参谋与保护。我在塘东的村庙里时常遇到村民到“三乡宫”插签问神。所问的题目大多如：“家人某某欲在某地开张谋生意，是否可行？”可见，现代化过程中，神不仅与社会认同有关，还与民间祈望获得对商业利益的长远保护有关。
此外，汉人社区的民间传统与地方公益事业自古就有密切关系。在明清时期汉人社区祖祠与庙宇往往有公田义仓，用以社区的道路、桥梁、学校、仪式的建设，是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柱。在塘东，民间传统与地方公益事业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其地方特殊性。在没有或极少海外移民的汉人社区，民间传统对公益事业的支助主要表现为组织性的。在一般汉人社区，民间传统的家族制度与庙宇的组织起着帮助集体性的建设项目之设计与实施作用。在塘东，传统社会－文化与公益事业的关系，不直接是组织性的，而以家族两半－海内外塘东人－间关系为其中介，二者的关系则主要体现在本土的传统吸引海外资金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上。
如前所述，塘东的地方传统的一个因素是海外关系。《蔡氏家谱》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清以降蔡氏村民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以及海外移民对塘东地方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塘东的地方性传统原来就起着联系海内外塘东人的作用。在菲律宾，塘东移民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菲律宾同乡会”，其宗旨除在于“联络旅菲乡侨感情，发挥互惠精神”外（《菲律宾东同乡会章程》第一章），还在于“策划建设家乡”（同上第二章）。[27]1960-70年代，海外移民数量锐减、海外关系难以疏通。1980年代以来，政府鼓励把侨资当作现代化的资源之一来发展，使侨资重新成为当地的公益事业建设的基金，并支持了许多工商业的发展。1990年出版的《金井侨乡》一书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侨资”传统的复兴：
十多年来，塘东乡侨捐资兴建公益事业达326万元。菲律宾同乡会五十年代就集资捐建锦东小学校舍……近期由菲乡会集资伍拾多万元兴建小学新校舍……先贤蔡文华夫人陈秋玉捐建西资岩至泉围公路的石砖大道旅。美乡侨……捐建入村水泥大道，立大彩门耗资30多万元。旅菲华侨蔡伯惠亦耗资30多万元，建环村公路……旅菲锦东同乡会发动个人捐建12座大公厕……菲锦东同乡会于1987年重建祖祠“东蔡家庙”……[28]
由上段可见，塘东海外移民对塘东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对塘东的公益事业如道路和学校的现代化的贡献；（2）对塘东的现代卫生观念（以新型公厕为代表）的形成的贡献；（3）对塘东的家族发展与民间崇拜的发展的贡献。此外，上文还未提及，塘东的海内外族亲关系为工商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民间传统对“海外关系”和“侨汇型社会－经济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民间传统的家族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海外关系”的基础。现代化过程中，塘东大量引进侨资创建社区的工商业与公益事业，其成功的原因在于“族亲”与“乡土”观念的宏扬。而在其中，家族谱系的推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民间传统的家族认同与私人感情不仅支持塘东公益事业的现代化，还支持塘东对外社会－经济网络的形成。例如，一家较大的制衣厂起源于几位堂亲的合股投资，并与香港的亲戚组成联网的加工－销售关系。1983年在该厂的投资中，50％是本村的堂亲合股，而另外50％则来自香港的亲戚。海外的族亲为乡土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部份资金，并开拓了乡土工业的国际市场，使乡土工业的社会－经济网络向超地方的区域扩展。
其次，民间传统仪式在乡土－海外关系的重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海外关系的重构部份建立在如上所述的私人亲眷关系的互助基础上。可是，由仪式与象征所表达的塘东人全村的总认同也在这种关系的重建中起了重要作用。上述已经提到，传统上的塘东人的认同是透过祖祠、族谱、村庙与村神而造成的。1980年代以来，塘东民间宗教建筑与活动的恢复，与民间地方认同的复兴以及民间商业精神的兴起有关。此外，还与海外塘东人对地方社会的参与有关。同时，它还与海外塘东人对地方政治的参与有关。塘东的多数房支公有的“角落庙”是在海内外的同房支的堂亲合资兴建的。象征塘东人的总认同的“三乡宫”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外同乡会支持下重建。更重要的是，象征塘东人族源与认同感的下祠堂“东蔡家庙”完全是在海外塘东人的资助下于1984-1986年间重建。在“东蔡家庙”，海外塘东人出资建立了祖祠的董事会、老人会。这两个会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祖祠的董事会代理华侨处理祭祖与财务工作。老人会则对家乡的婚丧礼仪进行督导。塘东还建立锦东学校董事会、华侨同乡会办事处，引导社区规划、家乡建设。可见，海内外塘东人在民间宗教仪式与公益事业方面的合作，与民间乡土观念的再创造有关。而这种乡土观念的形成又反过来促进了地方建设与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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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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