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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是要犯错误的。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我并不认为，老师的学说就不容商榷。
比如下面五条，就可以讨论：
一、先生认为，今本《周易》的面貌，包括卦序，是形成于汉代，现在从上博楚简《周易》看，恐怕要重新修正。我分析，简本卦序还是同于今本，文字经破读，也大同小异。可见《周易》的面貌很早就略同今本，这和我们得自《左》、《国》筮例的印象也比较吻合。
二、先生说，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是后天卦序，现在经学者讨论，恐怕还是和先天卦序更接近。
三、先生把中方鼎的卦画解释为“家号”，恐怕也值得重新考虑。他认为，史墙盘铭文中的“以五十颂处”，“是说给了他们以卦为名的邑”，我觉得，铭文既然是讲赐邑，唐兰先生把“五十颂”读为“五十通”，要比这种解释更贴切。铜器铭文中的卦画，缀于铭末，恐怕还是和择吉铸鼎有关，未必是徽号。
四、四盘磨卜骨有三组卦画，先生把“七八七六七六”下的字释为“曰隗”，现在看来应改释为“曰甶(思)女(？)”；先生把“七五七六六六”下的字释为“曰魁”，现在看来应改释为“曰甶(思)女”。因为释文改变，先生以之为《连山》首卦的猜测不免落空。
五、饶宗颐先生提到的吉美博物馆藏甲骨，摹本有误，所谓“卦画”，从照片看，其实是“戈六百”三字。
老师也是人，老师也会犯错误，既有别人的误导，也有自己的错觉，这很正常。但我完全不同意某些人的评价。比如从前受教于北京大学，现在供职于台湾史语所，有个叫李宗琨的学者，他对大陆学者的探讨采取全盘否定，特别对张先生的成果更是一笔抹杀。这种评价很不公允，我就完全不同意。
大陆学者讨论“数字卦”，积半个世纪之努力，虽然意见不尽统一，过程时有反复，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取得很大突破，并非如他所说，张先生的研究全是主观臆说，大陆学者都是风行草偃。
这里，我把我的体会总结一下：
第一，商周时期，卜、筮并行，是最重要的占卜，地位高于其他数术。学者从铜器、甲骨和其他出土物上发现过去称为“奇字”的神秘符号，其实是早期筮占的遗存，年代可以早到商代晚期，很可能本来是殷系的筮占，后来传入西土，才有了周系的筮占。就像龟卜，殷系和周系不尽相同。卜筮是卜算。筮占在本质上是一种数占，占卜工具是筹策类的计算工具，占卜结果也是用数码形式表现，足以说明这类占卜的源头究竟是什么。这些符号，经大陆学者共同研究，可以肯定是由数字组成，其实是一种数字卦。虽然这种数字卦，在《周易》大行之后，仍有较长的延续，可以晚到战国、西汉，但没有证据可以支持，《周易》类的新型占卜是另有源头，一开始就与早期数字卦是平行关系，跟数字完全无关。早期数字卦，现已发现的实例，数量相当可观，毫无疑问，全是得自十位数的数字系统，我称之为“十位数字卦”。
第二，《周易》一书，学者多认为是形成于西周时期，《左传》、《国语》可以证明，至少东周时期已非常流行。这种筮占，与《连山》、《归藏》并称“三易”，都是以九六七八之数和阴阳爻为形式，显然是一种新型的筮占。这种筮占，也许是脱胎于周系的十位数字卦，而不是商系的十位数字卦，但不大可能是脱离原来的背景，与比它更早的筮占毫无无关。《周易》一书，现有三个古本：上博楚简《周易》是战国古本，马王堆帛书《周易》和双古堆汉简《周易》是汉代古本，都是以横画表示阳爻，两撇表示阴爻，书写形式完全同于十位数字卦的一、八。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卦画与之类似，只是除了一、八，还有一、六。六字的写法还是同于早期数字卦。这绝不是偶然的。李宗琨说，他相信，这种筮占与早期数字卦无关，别有源头，古本所见卦画不是数字，这是信仰，信仰没法讨论。事实上，战国、秦代和西汉，所有的阴阳爻都这么写，没一个例子是采用横画断连，像今本这样。横画断连的阴阳爻，见于出土物，最早的例子是熹平石经和乐浪式盘，都是东汉的东西，这些证据，你说你不信可以，但不信的证据在哪里？一点反证都没有。这样抬杠就没意思了。我把这类卦画叫“两位数字卦”。
上述两种筮占可能有关，可能无关，这是一回事。它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说实话，这是一个还要继续探讨的问题。目前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有关，比如张先生和多数学者都持这一观点，从筮占的性质看，从卦画的形式看，从奇偶二元化的趋势看，都比较合理；另一种意见认为无关，只有金景芳、李学勤等少数学者持这一观点。这两种意见哪种对？要看证据，也要看道理。简窄，不便书写，就把阴爻写成两撇，这种理由太勉强；从古文字材料找平写的阴爻，也至今没有找到。
李宗琨的文章，属于支持后说，但于后说没有提出任何正面的支持和积极的证据。他的文章，完全是从负面立说，没有创造，只有攻难。
他的攻难，主要是两条：第一，张先生常用《周易》转写商周数字卦(李学勤先生，还有很多学者，他们也这样做)，但两者并不能证明是同样的东西；第二，张先生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十位数字卦怎么变成两位数字卦，两位数字卦怎么从九六七八变成一、八。
关于第一条，我想说的是，大陆学者并非全都如此，比如我就不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做，很容易使人误解，以为十位数字卦等于两位数字卦。但学者这样讲，我们应抱“了解之同情”。我们要理解，当初学者是在探索新发现与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周易》是我们的认识起点，转写只是一种通俗的讲解，目的是帮读者了解，这些出土发现是一种类似《周易》的数占。事实上，你只要认真读一下张先生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并没有认为，这两种数字卦是直接对等。李宗琨抓住这种表达方式不放，以为张先生是以《周易》简单比附商周时期的数字卦，这是见其小而忽其大。其实张先生要论证的是，《周易》是从早期数字卦发展而来，而不是等于早期数字卦。两种数字卦，可能有某种继承关系，但又不完全一样。
关于第二条，我想说的是，只要不带偏见，只要有足够的理解力，在张先生的三篇文章中，你会发现，他始终认为，早期筮法是个很大的谜，因而并未为这个问题下最后结论，也不认为现在可以下这个结论，更没有认为大家不可以讨论。相反，他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开放的问题，希望大家提出别的方案。如果他真的以为，早期筮法就等于晚期筮法，他就不会借助打牌提出他的种种拟测。他讲打牌，表面上看，似乎毫不相干，无论如何算不上什么过硬的证据，但我认为，这种考虑最有启发。早期数字卦，我们看见的只是一组数字，而看不见数字背后的东西，这就像我们手中有牌，但并不知道怎么玩。事实上，他要告诉我们的并不是某种确定答案，而是问题的范围和可能性，是占卜的基本原理。
显然，张先生并没有傻到李文所想象。他的头脑很清楚，我们要想得到十个数，肯定不是按照“大衍之数五十”的办法。当时挂怎么挂，扐怎么扐，怎么分组，怎么排序，一定有另一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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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年1月23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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