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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研究档案和口述记录时，我们原本希望借助日常生活之光进入历史当事人的本来世界，去倾听他们的第一次诉说。
但我们最终发现，日常生活本身并不是光源，真正的光生自日常生活与历史的遭遇，生自生命与权力之间的碰撞。这遭遇和碰撞之中产生的记忆残片不是别的，它们不是权力所说的，就是权力促使人们说的。除了这些话语的可理解部分和不可理解部分之外，我们听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事实已经是话语的事实，话语已经是权力的话语。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是去捕捉那些“事件”。而事件的“真相”不是别的，它是生活穿越不同的空间时留下的权力烙印。
但问题是，事件系列所展现的真相并非“大事件因果”逻辑可穷尽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空间和常人的时间以命运的形式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些东西。这些微小的东西无疑是义和团运动这一大历史的边陲，但庙堂纪念的旷野也许更能让我们见到新的记忆之光——我们至少知道，村庄在诉说什么样的历史，是谁在使它说话。
*本文的大量有关义和团的资料，特别是难以找到的口述资料手稿复印件，都要感谢我的导师程啸先生的慷慨惠借，一些重要史实的考订也有赖先生的帮助；有关权力、支配等理论问题得益于与人大、北大、社科院等福柯小组同人的长期研讨；重要的日文资料和著作思想是在张彦丽女士的帮助下得以了解的，本文的一些重要而具体的思想生自与她的深入讨论。
注释：
①在这种叙事模式中，小事件的重要性是借由大事件的意义而得以确定的。其中“义和拳”名号的出现和其“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倍受关注。梨园屯讼争的小事件借此而嵌入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更大的宏观历史叙事中去。这种叙事发挥效力的基础在于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简要的总结”所建立的一套事件的等级制和相应的单一线性时间系列(李猛，1996，第3页)。
②人们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可以用种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联系。问题是“历史与记忆的纠结”不能以流行版的“罗生门”式的怀疑论对待，不是什么人或人性还值不值得相信，还值不值得抱有希望的问题；而是我们对“过去”的种种解释，必须在“罗生门舞台”并置，必须作为一部小说的“复调”一起出场，我们才能对这些解释进行再解释，才能对“真正的”人性、“真实的”过去得以构造的基础进行再认识。“事件、经验和神话”的区分不能用历史学家、过去经历者和神话编织者的主体立场来解释，而必须用这些“主体”位置的生成条件来理解(柯文，1997)。
③佐藤先生的重要思想本人是在张彦丽女士的帮助下得以了解的。佐藤先生强调分析庙争诉讼的关键不是庙基的献与卖，而是对分单的的不同理解(佐藤公彦，1993)。这一点对我很有启发。但与佐藤先生不同的是，我不是从梨园屯的地方惯行与西方的近代产权观的对立来分析争讼的发展。因为在我们看来，没有纯粹的知识，没有纯粹的理解，知识与权力，理解和支配，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山东大学历史系：《义和团调查记录手稿》，1960——1988。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
李纲巳，《教务纪略》，南洋官报局印，光绪乙巳三月。
《教务教案档》，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75。
吕浦、张振鹃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神州国光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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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第5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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