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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方志著作究竟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朱士嘉统计，清代编成的地方志有四千六百五十五种，康熙年间完成一千二百八十四种，乾隆年间又有一千零二十四种，直隶最多，有四百零三种，四川、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种以上。他在１９３０年统计中国方志便有四千九百一十二种，１９３５年统计总数为五千八百三十二种，九万三千二百三十七卷。１９３８年又查知七百五十种，１９５８年再查知七百种，这样总数就达到七千二百六十二种。”（何光漠《中国方志丛书导言》，台湾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这只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统计数字。实际上中国各地的方志编修，从未停止过。如果将谱牒（家谱等）、家史、村史、行业史、帮会志、民族志等通通计算在内，其卷帙的浩繁，是正史无法比拟的。轻视方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疑是轻视历史。
历来中国地方志的编纂，在内容上着重地方史的记载。它的纪事方式和正史完全不同，形成自己独特的体例。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地方志综录·序》中引述的中国地方志要目主要有五项，即（１）地理——沿革、疆域、面积、分野；（２）政治——建制、职官、兵备、大事记；（３）经济——户口、田赋、物产、关税；（４）社会——风俗、方言、寺观、祥异；（５）文献——人物、艺文、金石、古迹。就地方志的编纂而言，这些记载无疑是相当广泛和全面的，足以补正史之不足。但就地方志关于民俗的记载，则显得过于简单，许多必备的内容被忽略了。另外，中国地方志的编纂，历来是由官方提携编修的，所以它的内容和性质，不免带有政治志和社会志的特色。在这一方面，方志关于民俗资料的记载远不如某些专门记载民俗的专著详备。如《荆楚岁时记》（梁·宗懔）、《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岁时广记》（宋·陈元靓）、《古今风谣》（明·杨慎）、《四礼翼》（明·吕坤）、《西石城风俗志》（清·陈庆年）、《清嘉录》（清·顾禄）、《婚礼通考》（清·曹廷栋）等。像这样的古籍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它们对中国民俗发展史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著作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志书。因为受作者历史的和思想的局限，以上著作中往往是官方与民间风俗杂陈，史料与见闻并举，不足以表现中国各地、各民族民俗的全貌。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民俗志的编纂的重任无疑落在现代民俗学者的肩上，任重而道远。
目前，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迫切需要民俗志作为学科的奠基石。如果没有坚实的民俗志基础，中国民俗学只有做书斋学问，继续走“经院式”研究的老路，和世界民俗学的发展拉大距离。
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变革时代，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传统与现代化的猛烈撞击势不可挡。同样中国社会的变革也直接影响着中国民俗学的前途。特别是当民俗学由“历史之学”变为“现代之学”时，中国民俗学应该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种问题，而不应变成僵死的学问。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民俗学已经摆脱以往的困境，走上急速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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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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