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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从新的角度来展开研究，以避免把学生培养成像旧手工艺人那样的专家。仅仅以一种方式来做一件事，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意味着也许将来可以在博物馆中找到一个位置，比如做传说专家、图片专家、历史旅游专家，等等；博物馆也的确需要这样的专业人士。但是，这并不是今天的主要发展方向。有特定的关注中心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把它语境化。比如要考察媒介，我们必须追问：17世纪的媒介是怎样的?今天又如何?它们的关系怎样?我做研究的范围是什么?在现实的语境当中它有什么意义?这都应该是关注的要点。
另外，我觉得把科学理论的视角与现实的视角相结合，对于今天的年轻学生来说也十分重要。他们应该融进社会政治进程当中，应该转换一些东西，应该成为历史与现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的文化意义上的“翻译者”。
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地方，还要关注这个地方所表现的内容在社会、文化和全球化方面的意义，这不是以前德国民俗学的观点。在过去，当民俗学者说自己要做有关地方狂欢节研究的时候，可能同时已经有二十多个有关不同地区狂欢节的研究项目。但这些项目之间却没有在统一观点和视野之下建立起来的系统化关联。只是在关注其他相关材料方面，这类研究才体现出科学性特征——研究者既会探讨某一个狂欢节，又会参考有关其他二十多个狂欢节的研究，他也了解这个村子当前的情况和另外二十多个村子过去的情况。然而，理论化的探讨，却要求必须发现相关知识的新特征，也就是要做出一般性的归纳，发现相关事象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同时也要对自己研究中的局限有清醒认识。总之，这要求我们必须让自己的研究始终具有结合当下的“语境化”倾向，不仅仅只是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历史性的材料，而总是要把历史性的材料放在当代语境下来考察。
七、田野研究中“深度描写”的问题与局限
安：按您所说，也许这里存在着“知识”与“科学研究”的区别。过去我们的工作更多是在提供某些专门“知识”，而现在却要求我们除了提供“知识”之外，还必须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探究。在我们的民俗学中，当前具有很大的影响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深度描写”，这也成了许多民俗学的学者和学生开展相关工作的主要支持。也许是由于对这个概念的误解，不少人都觉得，只要对相关事象在深入调查基础上进行细致的描写，就足够了。但显然，这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有更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
卡：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提出的“深描”，曾引起了很多讨论，是需要慎重对待的。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概念。格尔茨更多地是一位自发的人类学者，人们并不认为他是理论性很强的思想者。对于他的著作，有人觉得更像是随笔或杂记，而不大像理论化的、有方法论意义的学术论文。这都是很有趣的看法。
从“知识”和“科学研究”两个方面来说，“深描”就是对相关观点与人们经验的综合展示。这可以说就是“知识”，是发生过的一些事、各种各样的人及其行动、民族学者与人相互交往的过程，以及不同的观点，它们都被用同一个事象组织在一起，进而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多种意义和多种作用。也就是说，并非只有一种事实，而是存在着多种的事实，人们是通过含蓄的知识了解这些事实的，他们会演唱这些内容或讲述这些内容。
而要把这多种知识组织起来，则需要“科学”。要找到人们在文化与科学方面的特殊规则，也就是要把人们的生活经验组织进一个条理化的框架。这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有的人会以民族理论的“有色眼镜”来探究某个过程或互动关系；有的人会以性别理论的“有色眼镜”来探讨；而女性民族学者的眼光，也肯定和男性学者有很大的不同。于是，对相关事象的描述必然会是多样化的。
总之，探讨这些规则与视角，就是在把知识与多种多样的经验转换为科学。而科学，就意味着对多种多样文化现象的规律的总结。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在“知识”与“科学”之间，始终存在着有关民族观念、文化建构等方面不同观点的争论与协商。
安：这就是说，在“深描”中，实际上也包含了科学的步骤。研究者必须按照科学的理念和视角，在其著作中把各种材料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条理的系统化展示，而不是那种无序的直接记录。
卡：这是这些年对格尔茨观点的新的发展。田野研究的成果不是科层化的，而是一个有关不同经验与多种叙事的开放系统，我们必须把相关材料组织进一个开放的范畴，展示同一种情境下不同的事实。这就是民族学的视角，而不是像某些历史学者声称的那样，自己可以重建历史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根本不可能重建，因为从皇家的角度或农民的角度，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两种历史。这是有关社会的另一种观点——对于对抗、冲突、互动等均持一种开放的观念。同时，我们不应该自上而下地从局外人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而是要从局内人的角度来认识社会。
（本文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注释或引用请以纸本原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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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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