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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法的探讨：从《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到《中国民间故事型式》
1927年冬，钟敬文与杨成志把英国库路德(Baring Gould)编写、由约翰。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加以补充修订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53]译成中文，次年3月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印行。与此同时，他把中国的民间故事也如法加以整理，数年间，断断续续整理出45种类型(共52式)。1930年至1931年初先在杭州《民国日报》的《民俗周刊》第1-18期连载[54]，次年以《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下文简称《型式》)为题发表在《开展月刊》民俗学专号[55]上。1970年台北翻印出版。作者原打算整理出100个左右的型式，加以修订，印一单行本问世[56]，但结果未能如愿。因此，这是一个未完成的尝试。
上述著译刊行以后，国内外反映相当强烈。国内学者对翻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表现了更多的关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出现了一批运用型式比较法来探讨中国民间故事的著述。[57]当时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任教的西洋文学教授英国专家翟孟生(R.D.Jameson)对这个问题也很关心。他根据格林童话把外国的民间故事编成若干型式。于道泉把他编的一部分型式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58]。于道泉在介绍中认为当时中国一般研究民俗的人，往往在搜求材料上用功，而不知利用一些已得的材料去作比较分析等整理工作，因之费力虽勤而没系统。他指出，与钟敬文等译介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相比，翟孟生编的型式更为精密，翟把每一故事情节分成若干段，每段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均分别列出，使人对故事的演变能一目了然。此外，翟孟生1929年写的《比较民俗学方法论》[59]一文强调比较研究法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民俗学者比较热中于材料的搜集，这固然重要，但还要有恰当的方法进行研究才能取得好的成果。翟孟生还向我国研究者介绍了欧洲的历史地理研究法(即所谓芬兰学派的方法)。此外，1932年春根据他在北平华语学校三篇演讲稿辑印的《中国民俗学三讲》(《Three Lecturea on Chinese》一书，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由于翟孟生的著述(除《歌谣》上介绍的型式外)都是用英文发表的，除了一些懂英文的学者[60]外，并未引起普遍的注意。
由于型式比较法的广泛运用，研究者对《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及其方法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人把《型式表》视为“唯一的法宝”[61]，也有人认为这种研究“已走入歧途”[62]。解放后，大多数研究者对之基本持否定态度。
国外读者则更多地注意钟敬文所撰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1933年日本民俗学会编的《民俗学》月刊全文译载了《中国民谭型式》[63]。该刊编者小山荣三氏在《编辑后记》中说：“钟敬文氏的《中国民谭型式》，实在是有意义的尝试。”直江广治博士在《中国民俗学的历史》[64]中也对之加以肯定。数十年来，日本学术界对钟氏《型式》的兴趣不减，常把它作为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依据之一。如泽田博士在《支那民俗学的收获》[65]一文中说：“中国故事的分类，钟氏的《中国民谭型式》大略可以依据。”70年代直江博士著文《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与现状》[66]时，又再次肯定了钟的《型式》一文的开创意义。1937年德国学者爱伯哈特编纂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67]，1978年美籍华人民俗学家丁乃通又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68]。与钟著《型式》相比，上述著作各有特色，比较丰富，也比较完备，但都出现在钟著之后，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钟著《型式》的影响。据笔者所知，自“五四”至今，我国还没有一部民间文学著述在国外引起过如此广泛的注意，时间竟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国外研究者所着眼的多是型式本身，也有学者想通过它寻找一条了解中国民间故事的途径。他们之所以对钟敬文的《型式》感到兴趣，主要是由于AT分类以及其他类型的比较研究法从20世纪就已经在国际上逐渐普及，钟敬文的《型式》引起注意是很自然的。
对于上述种种反映，钟敬文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1934年《中国民间文学探究自叙》一文中说：
约翰?雅科布斯所修订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不但在它的本土欧罗巴，就在东方的日本，也被专门学者们所郑重地介绍，且承认它是很足供参考的东西。可是，它在中国，却被一部分人赐以和这极相反的命运——蔑视!……(虽然另一些人，把它过份地看成为唯一的法宝，这也是我所不敢赞同的。)拙作《中国民谭型式》，不过是一个未完成的尝试，但自信不是全无意义的工作(这并非因为它在国外发表的时候，颇受到赞许的缘故)。[69]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钟敬文早期这两篇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著译，给它以怎样的历史评价呢?
雅科布斯是欧洲流传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修订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以及这个学派编纂型式的方法带有形式主义的缺点。这种缺点在钟敬文早期的文章，例如《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相似》中有所反映。在整理中国民间故事型式时，也更多地注意情节的类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故事的内容等其他因素。加上《型式》的整理工作尚未完成，作者当时所见有限，因此这个《型式》还不能反映出我国丰富多采的民间故事的面貌，局限和不足是明显的。
但钟敬文从事这两项工作的意义不在这里。他所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类型本身，他并不打算象国外流传学派、芬兰学派的学者那样专门致力于索引的编纂工作，以提供一份完备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为最终目的，也并不准备对这些学派作进一步的研究。而且他从事这项工作是在20年代末期，国际上的AT分类法还处于草创阶段，尚未传入我国，钟敬文本人当时对国外的流传学派并没有很多了解，更谈不上研究。他看到班恩《民俗学手册》附录部分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对之很感兴趣，决意翻译，是想约略了解一下欧洲民间故事的情况，“或对于中国民间故事略加整理和研讨的人，它很可给予他们一种相当之助力的。”[70]由此可见，他只是把型式的编纂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方法[71]，他之翻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整理中国的故事型式，也是为了研究中国民间故事探求一种方法，寻找一种途径，并且提供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资料，然后“聚古今中外于一处”，“条分而缕析”之，以达到研究的目的。
如果说，在翻译印欧的型式表和编纂中国民间故事型式的时候，钟敬文对这种类型索引本身的认识还嫌不足的话，那么，到了30年代初，他运用类型比较法来探究各种类型的中国民间故事时，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对这种类型索引本身就已经有了比较清楚、比较全面的认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30年代他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
我以为，神话、民谭的研究，是可以从种种方面去着眼的。型范的整理或探索，是从它的形式面(同时当然和内容有关系)去研究底一种方法。这自然不是故事研究工作底全部，但这种研究，于故事底传承、演化、混合底阐明上是很关重要的。我不愿引什么外国学者底话来助证自己的论点……是的，故事的内容的研究是重要的(至少我自己，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曾理论地或实践地忘记了这个原则)，同时形式方面底研究，也不是容许疏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方面底研究，是应该相辅而行的。[72]
在这里，钟敬文把自己的见解表述得相当清楚。他指出，型范的整理或探索只是一种方法，不是目的。研究神话、民间故事可以有多种方法，类型比较只是其中的一种。借助于类型索引，经过材料的排比、分类、归纳，将有助于了解作品的传承、发展和特点。但是，这只是故事研究的一个方面，是偏重于形式方面的研究，而另一方面是内容的研究，形式方面的探究不能离开内容，这是很重要的，不能忽略的。作者强调内容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它与形式研究的“相辅而行”的关系，这是很关键的、实质性的一点。
应该说，作者当时对二、三十年代开始盛行的类型比较法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这种见解比起当时某些沉醉于单纯的形式比较，而完全忽视内容的研究者，比起欧洲的流传学派、芬兰学派只着眼于类型编纂的主张要深刻得多。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民间文艺学也不例外。“五四”以来一些学者在这个方面有过一些探索，做过一些努力，正如汪馥泉所指出的：“如顾颉刚先生，用借文献考订古史的方法，整理孟姜女故事，如刘经庵先生在歌谣中来看妇女问题，如赵景深先生钟敬文先生，用‘型式’来研究故事”[73]。此外还有江绍原研究民间习俗和迷信的方法(先有一个题目，按着去搜集材料)，容肇祖研究传说和迷信的方法(剪除枝叶、穷究根荄)等等，在当时都是有影响的。但无论是顾颉刚的古史考证法，钟敬文的型式法，都只是一些次要的、辅助性的方法，他们的探究还没有接触到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以历史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研究)。到了30年代，民间文学界对这个问题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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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 2009-10-1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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