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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表白中我们看到，江绍原之所以看到霍布金斯关于发的叙述会如此激动，原因在于霍布金斯提出“发本身是具有力量的”这一观点对江绍原来说尤为刺激，霍布金斯批评弗雷泽交感巫术的理论并不足以解释发的功用。但江绍原对于霍布金斯提出来的“质魂”一说，持有保留意见，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灵魂“soul”这个词，江绍原对于用西方的灵魂的观念来解释中国的物观，持有谨慎的态度。他并没有采用“质魂”一说来解释发之灵力，而是转向了“发是人的生命力之所在”， 这一观点受到他之前对血的研究的影响，他在《古代的“衅”（涂血）礼》、《礼部文件之八：血·红血》、《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等文章中表明中国人视“血为生命之源”的观念［18］，但江绍原并不满足于“发是血余”来进行解释，因为发的许多功能并不都源于“发乃血余”这个单独观念。他试图寻找更全面的解释，在古人看来，发须爪的颜色以及生长速度，与本人的强弱寿夭直接相关，是一个人生命力的体现；人身上别的部分其发育和生长都有一定的时期和限度，丧失之后不能复生，而活人身上的发须爪则是生生不息的；发须爪是人身上不易消灭的部分，即使尸体腐化，发爪尚存。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古人很自然将发须爪看成人身上最神妙最富有生命力与精力的东西。因此，江绍原认可发须爪本身具有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来源他并不愿意用霍布金斯“质魂”的概念去解释，而是转向用中国古人对于“生”的观念去进行解释，将发须爪看成是人身的一种精华，其中寓有人之生命与精力。江绍原对于“发须爪”的物观，明显不同于西方“泛灵论”影响下的物观。他不是将发须爪看成是灵魂的寄居所，而是把它们视为生命力的来源，并同样具有生命力。正如王铭铭梳理了中西方认识论中物观的渊源之后指出，西方以精神之在（灵魂）来诠释生命之在，与中国物论中的“泛生论”截然不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的“万物有灵说”，没有脱离欧洲认识论的传统，西方人对灵魂或精灵的想象源于人对死亡的认识，将万物之活生生的的特性归结为人死后灵魂填补的虚空，与古代中国“物”观念之原型，认为世界之物全为生命，并无有生和无生之分的“泛生论”形成了分疏［19］。
江绍原对发须爪的研究，正是要尝试从“物”来看“人”，古今人不同的发须爪观呈现出古今人不同的宇宙观、道德观、人生观。惟有这样才能理解现代人嗤之以鼻的“迷信”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江绍原清楚地意识到：“所谓‘迷信’的研究，与所谓‘礼教’、‘道德’的研究，往往是不能分家——因为在种种礼教观念、道德观念中，有些至少是以或种迷信为基础的，另有些完全就是迷信。”［20］正是基于这样的洞察，江绍原选择从最不起眼的发、须、爪出发来关切迷信、礼教和道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问题。
是否存在本来的礼？
江绍原于1898年出身在北京一个“京官”家庭，幼年时期经历了晚清社会的巨变，十三岁赴上海就学，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班，年仅十七岁即赴美国留学，后因病回国，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开始受到《新青年》等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投入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中。他曾作为学生总代表参加了五四当天的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当场被军警逮捕。1920年下半年选派赴美深造，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毕业后到伊利诺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江绍原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西学教育，作为在五四思想狂飙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拥抱“德先生”、“赛先生”的同时，他却仍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进行思考，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发须爪》写作的缘起正是由于他与周作人两人关于礼的一系列讨论，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当作为宇宙观、道德观总体呈献的“礼”沦落为一种没有生命力的刻板“礼教”时，如何重建维系人心的道德和恢复生活的艺术？这也是江绍原在《发须爪》中所焦虑的，当越来越多的“新”人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在“新”的卫生、美观等观念的影响之下，发须爪不再被视为寓有人之生命与精力之物，而被视为肮脏的、杂乱的无用之物轻易抛入垃圾堆时，发须爪上所承载的道德观、宗教观、宇宙观、药物观、治疗观、病因观、身心关系观、死观、死后生存观等等是否也该一同被抛进历史的垃圾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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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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