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三
知识分子对民间世界的蒙昧又与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的“学统”一脉相承，是“文字中心主义”的直接后果。这一蒙昧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古典的“道统”的香火已缥缈难续，但古典的“学统”却薪火长传，在固守“文字中心主义”的治学方法上，今古知识分子相去不远。这一点，通过对比当代中西方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方法就可略见一斑。西方大学人文科系重视田野工作，因而文化人类学在西方大学里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仍主要是经典教学，文、史、哲诸科仍主要是“考据、义理加辞章”之学，是由两汉经学到嘉乾朴学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至于田野工作，则是可有可无、偶或一用的辅助方法。考古学自然是例外，正由于它是现代才从西方引进的全新的学科，因而就不受古老学统的影响，将田野工作置于学科发展的首位，而与传统的金石文物之学全然不同，因此，考古学才成为现代中国人文诸学科中发展势头最健的学科，但也正是由于其“例外”，考古学与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融会贯通就一直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目前正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由中西方人文科学治学方法的不同，就导致了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在其中国文化论著中所用方法和所选择的课题的不同。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近年来已多有译介，这些著作往往选取一个有限的文化区域，对其文化渊源、演变和播迁作具体而微的调查、分析，不独倚重经籍资料，而更看重实地采访考查，而中国学者的文化史著作，却多得是纵观古今、经纬天地的宏论，大而化之，却也笼而统之，其所凭借的资料只是被先辈们倒弄了无数遍了的经籍记载，轻田野工作而唯重经典考据，引经据典，咬文嚼字，流而至于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我们就生活于中国大地上，却又似乎离它很远，以至于出现了关于中国文化研究“出口转内销”的尴尬局面，诸如敦煌学、西夏学、纳西东巴学和藏学等等，不都是在人家已领尽风流之后，才让国人大梦方觉的吗？当外人正在我们的山川乡野中到处发掘历史的时候，我们自己却仍一心从古纸堆中钻研历史。
既然是从古纸中钻研历史，于是就只能通过文字来理解历史，文化史就被收缩为精英文化史或经典著述史或思想史，而那融会于民间生活中的依然生生不息的、那凭借民间口头叙事和肉体仪式到处流传的，就不是文化，就只能落于文化史的视野之外。
既然忽视民间文化已经导致了文化史研究的迷失，并导致了中国学术界的实实在在的落后局面，那么，要使文化史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史，就必须具有清醒的民间意识和博大的民间情怀，必须将民间文化置于文化史的主体地位，什么时候，民间文化成了文化史关注的焦点，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化史才是真正的文化史。因此，强调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就不仅是研究课题的拓展，而是具有更根本的理论意义，这必将导致历史观和文化观的根本转变，导致研究方法的彻底更新，新的课题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观点和方法。同时，当我们将民间文化纳入一个更广阔的学术布局，并将之从学术视野的边缘移入中心时，也将导致人们对民间文化本身意义的重估：民间文化学将不再仅仅是对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和乡土社会的陈规旧俗的展示，也不再仅仅是对“野蛮民族”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无动于衷的观察和建构，而将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命运的本真呈现之所，成为理解世界和理解自我的精神图景，因为，正是魁丽多彩的民间文化构筑了我们的世界和人性，我们无一例外地栖居与民间世界中。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