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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的建设与拓展
民俗学诞生150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诞生100年以来，在我国，今天还不能说民俗学已经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民俗学的学科地位，一直没有确立起来，而在当今的学界，横加阻挠与贬低者，也还大有人在。在那些贬低和阻挠民俗学的学术地位的人中，也许他们的肚皮里装了很多别的什么东西，但我敢斗胆说，他们多数都是些对原始艺术和民间文化缺乏起码知识的人。去年笔者曾写过一篇《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的短文，就是对这件事和某些人而发的，指出了为什么会在当今的形势下出现这种以权势压低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的人和事。[25] 回想90年前，江绍原先生在谈论民俗学的学科地位时引用过的一段话：“如Sir John Rhy所说：‘知道神话的内容固不是科学，然知道人类为什么产生神话却是。’高梅在E.R.E.中也说，收集材料等于造屋之前采集砖石，而‘分析，分类，和比较的工作，必须在知道谣俗每个款目的生命史之后，而不能在其先，’……就本国而论，则数年前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有过一个风俗学会和另一个歌谣研究会（最近拟合并为民俗学会而命余主其事，但我不曾答应。），其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一个民俗学会。……谣俗学只愁自己不能采集材料，加以研究，而不必愁旁的学问还不承认它。”[26] 民俗学学科要生存、要发展，不仅要适应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相关问题，而且要加强学科的原理建设，并且要在经典的学科结构和原理之外，不断地探索、拓展、建立和发展新的支学，如历史民俗学（包括考古民俗学）、象征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经济民俗学、区域民俗学等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来说，学科原理和方法的建设是基楚性的。正如Sir John Rhy所说的“知道神话的内容固不是科学”，而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解开人类为什么创造出神话以及已经在时间的风尘中消逝了的神话文本背后隐藏着的意义，那才是科学。应当看到，在我们的面前，还横亘着不少未解的谜团。民俗学，在总体上不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而更多地是一门实证的学科，但要使我们的民俗学建立更完善的学理和方法，克服学科手段和学术观念的老化、僵化、浅化，已成迫在眉睫的事，否则，就只能停止在对民俗现象做表面的描述和对已有的民俗资料做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上，而无法深入到现象的内部中去揭开隐蔽在现象背后而通常不被人知的东西。象征民俗学的兴起，开始把民俗学家们的笔触引入到了民俗现象的内部，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把民俗现象从一个个消逝的、表面的、僵死的供把玩的文物，变成了一个个流动的、内涵丰富的文化过程，从而在人们面前揭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当然这只不过是初步的。
旅游民俗学与经济民俗学兴起于90年代之初，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势所必然的事，而并非民俗学家们的自主创新所致。在这些边缘学科创始之初，甚至还遭到过某些非议。在旅游业蓬勃发展之际，包括村寨民居、服饰歌舞、巫傩仪式、神灵信仰等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无不进入了旅游业主们的视野，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在这里，不是学术带起了产业，而是产业催生了学术。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俗旅游最先起于山东半岛的“千里民俗旅游线”，以农村村落院舍的农耕民俗为依托，继而，一些著名的城市民俗文化村（如深圳华侨城的中华民俗文化村）拔地而起，把农耕文明下养成的民俗文化搬到了城市，开创了一种民俗旅游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创建，城市民俗村的设计和建造，几乎都留下了民俗学者的心血与足迹。产业一旦成为气候之后，学者们便引退了。曾几何时，民俗旅游又从城市的民俗村发展到或回到了农村的农家院，且蔚成大气，为国家和业主创造了数以几十亿几百亿计的利润，解决了一些农村农民的就业和收入。1997年在北京保利大厦开过一次以“葫芦与象征”为议题的“民俗文化国际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一本《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的文集，谁曾想到，4年后，学者们对葫芦的象征意义的破解，竟然催生了辽宁省葫芦岛市的一项涉及到城市整体发展方向的民俗旅游工程。作为民俗学的一个分支，旅游民俗学在产业带动下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一些旅游院校里开设了类似的课程，若干理论问题也陆续提到了民俗学家的面前。由于一些业主不安按科学规律办事，使一些民俗村出现了民俗资源庸俗化的现象，迷信泛滥，格调低俗；而离开科学、违反科学规律而受到惩罚的事，不仅过去屡有发生，今后还可能继续发生。在市场的诱惑下，假造民俗的事例，也到处可见，所谓“伪民俗”问题，扑面而来，也已经为媒体和学术界所关注。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半瓶醋”的小知识分子和父母官的主持下，把本来产生于漫长农耕文明语境下、有着特殊寓意的民俗事象（如民族歌舞、信仰仪式等），经随意改造，加进许多外地的、甚至外国的通俗文化因素，不伦不类，甚至低俗不堪，既破坏了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的纯洁性，又伤害了民族的自尊心。此类违反文化规律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地方上的民俗旅游景区和景点上，甚至也出现在覆盖面和影响面很大的电视屏幕上。现实生活提出来的这些课题，需要民俗学家们去参与，去研究，去提高。在笔者看来，一种类似MBA式的、以培养和深造高级民俗旅游管理人材的民俗旅游学院，早晚会应运而生的。
写于2002年10月30日；12月14日修改
[1] 参阅陶思炎《应用民俗学》第2—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钟少华《试论民俗学词语概念的近代阐述》，《民俗研究》2002年第4期。
[2] 郭沫若《殷契粹编》第896号，科学出版社1965年。
[3] 饶宗颐《画?·中国绘画的起源》》第10页及附录《殷墟骨版图画》之五，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初版。 ?=繁体字（宁+页）
[4] 孔范今《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依据和意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22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
[5]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七七》。
[6] 指作者的《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以及写作于60年代而发表于1980年的《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等文章。后收入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一书中，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7]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学派刍议》（撮要）。
[8] 拙文《中国民俗学的滥觞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收入《中国俗文学七十年》（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第13—14页，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4年。
[9] 拙文《世纪回顾：中国民俗学面临的选择》，《民俗研究》（山东大学主办）1995年第3期；收入《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刘锡诚主编），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广东民俗》杂志主编刘志文又将其转载于该刊1998年第3、4期上。
[10] 黄遵宪《日本国志·礼俗志》。
[11] 参阅杨宏海的《黄遵宪与民俗学》，《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12] 蒋观云《海上观云集初编》，上海广益书局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13] 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原载《新民丛报·丛谈》第36号，1903年；又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14] 马昌仪《中国神话学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序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15] 引自拙文《民俗百年话题》，《民俗研究》季刊2000年第1期，山东大学主办。
[16]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34卷，又《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55页，岳麓书社1985年。
[17] 详见拙文《梁启超：第一个使用“神话”一词的人》，《今晚报·副刊》2002年7月9日。
[18] 樊演《关于民俗》（1930年），见[英]瑞爱德著《现代英国民俗与民俗学》第320—321页，江绍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19]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20]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正文篇》（最初题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刍议》，出版时改为此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刘魁立《中国民俗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internet网上“刘魁立”项下发布，2002年）。
[21] 宋兆麟《中国民俗学向何处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民间文学论坛》1997年第2期有该文摘要。另以《积极开展民俗文物研究》为题，收入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化讲演集》（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第121—127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
[22] 仲富兰《中国民俗学：先天失调，后天不足》，据《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16日第1版摘要。
[23] 董晓萍《民族志式田野作业中的学者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24] 据《中国艺术报》1999年5月7日头版发表本报记者丁洁报道《十部文艺集成资料严重流失》。
[25] 《为民间文学的生存——向国家学位委员会进一言》，《文艺报》2001年12月8日。
[26] 江绍原《各辞典中的谣俗学论》，见《现代英国民俗与民俗学》第269—27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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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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