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登崧认为调查方言的正确方法是：熟悉农村生活的调查者进入到被调查者生活的社区中去，通过日常生活的交往和友善的攀谈，记录民众生活中使用的方言词汇，特别是农具、服装、牲畜、昆虫、亲属一类与农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词汇的读音，要尽量避免选择那些受到书本知识影响的发音人，这样才能记录下被贺登崧称为“活的语言”的自然语料。他在西册田与村民的交往中学习和调查方言，正是这一方法的典型。这种类似于人类学民族志式的田野工作方式，在贺登崧后来的几次方言及民俗调查中，都得到了一以贯之的执行。

正是因为贺登崧关注的是“活的语言”，方言就被他视为与特定区域内的社会历史和民众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诸多文化现象中的一种。因此，在考察一定区域内方言变化的轨迹时，贺登崧认为必须详细了解地方社会历史的丰富知识，包括政区沿革、自然地理、人口构成、经济、风俗、社区人际关系等等因素。他强调这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整体，而语言的变化正体现着“这一各种文化成分的混合体的形态”。因此，方言的区域特征也就必须放回到特定区域社会的历史文化整体中去加以分析，这样的方法在贺登崧对大同东南部方言边界线的研究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贺登崧在桑干河南岸一个东西长60公里的区域里，围绕他生活的西册田村，选择了26个村子进行方言调查。他将分隔两个词形的分布区域的界线称为同言线。有时，一条同言线的走向会和其他同言线重合，形成同言线束，这种幅度相当宽的同言线束，就形成了现代方言学中所谓的方言边界线。在这个区域中，他根据“堂屋、舅母”等40个语汇的调查结果，在地图上绘制出了15条南北走向的同言线，这些同言线束形成了横亘在桑干河南岸的一条南北走向的方言边界线。通过阅读地方志和实地调查发现的大量碑碣资料，他发现这条方言边界线与这一区域在10世纪时形成的一条行政界线大致重合，他将之称为“弘州线”，一直到明朝之前，这条行政界线把桑干河南岸分成东西两部，西部行政上隶属于辽金西京路(今大同县)，东部则隶属于金元时代的弘州(今阳原县城)。半个多世纪后，学者重新进行大同县东南部的方言调查，确认了“弘州线”的存在，但向东发生了位移。

这条弘州线并不单纯源于行政区划的结构，贺登崧分析了辽金元时期弘州的商业发展如何使得其成为区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他还详细考察了交通网络在区域开发和文化建构上的重要性，包括狭隘的山谷、桑干河上的浅滩与吊桥、官道在内的道路的走向以及由此通过的物资交易的潮流如何将桑干河南岸地域分隔为两个部分;他通过家谱、墓石、碑铭考察了当地居民的姓氏构成和迁徙历史，对当地居民的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进行考辨，还通过亲身体验提到了由于自己的外国提问者身份以及与乡民熟悉程度的差异，导致得到答案的不同;他还分析了因为土壤差异形成的西贫东富，导致人口以婚姻方式向东流动形成方言以及民俗习惯的互相影响。

正是这个区域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要素形成的合力，规定了语言边界线出现在弘州线的位置上。这些因素互相作用，整合成为贺登崧解释方言现象的区域社会的历史文化脉络，方言在其中生长、定型和流衍。乡民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而方言正是其载体，观察者只有将语言这种文化现象放入到其原生的情境中，作语境化且历时性的分析，才能真正明白其指涉的复杂含义。正如贺登崧在大同乡村调查时注意到村民经常使用“入城”(去大同)、“去城”(去浑源)的方位词汇，在宣化乡村的百姓则频繁使用两个表达地理空间的词汇“河西”、“河东”(清水河)，如果脱离这些口语的生发场景和使用语境，他者就会很容易将这些词汇所具有的分类学意义简单归结为地缘标准，而贺登崧通过对乡民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发现这些词汇还具有群体认同、文化归属等情感认知意义及其历史形成过程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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