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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的教会生活
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阎云翔表达了对农村公共生活的缺失的极大担忧。阎云翔指出，20世纪的种种社会运动摧毁了农村传统的地方权力机制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道德观念，然而，自80年代以来，国家力量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撤出以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从此，被卷入商品经济和市场中的农民很快接受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追求个人欲望的合理化，使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
阎云翔写道：“如果中国存在独立的社会组织，如果农民能够参与公众生活，或许这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在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公众与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18｝阎云翔把这种个体称为“无公德的个人”，认为这是当今农村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福贡县的村寨中，阎云翔笔下公共生活的空白恰好由教会加以了填充。虽然每个村寨教堂的大小、教徒的人数都有所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各个教堂都拥有一周五次的聚会——周三晚、周六晚、周日早晨、周日中午、周日晚上。原则上，教会要求信徒这五次聚会都需要参加，但实际上，因为“太忙”或者“太累”，信徒不会严格遵守这一规定。根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在这五次聚会中，参加周日，尤其是周日中午聚会的人最多，几乎每个信徒都表示这场聚会一定会到场。其次，参加周日另外两场聚会的人数也会较多，而周三和周六晚上的聚会人数则相对较少。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根据当地教会的规定，周日都是“安息日”，在这一天，教徒不允许下地劳作，也不允许出门做生意，而是需要“安息”，并参加一天三次的聚会。事实上，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而言，除了是否抽烟喝酒以外，周日是否干活也是区分教徒和非教徒的显性标志之一。有些非教徒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颇有微词，认为“他们（即教徒）只是找一个借口休息”，而教徒则拥有自己的圣经解释。
无论评价如何，这种聚会的确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公共生活的空间，并且惯常而周期性的重复。除了一周五次的日常聚会以外，在每年的“三大节庆”——复活节、秋收节（感恩节）、圣诞节，教会更是会组织盛大的庆祝活动。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几乎每位村民都告诉笔者：“你应该圣诞节的时候来，那个时候很热闹。”据介绍，当地没有过春节的习俗，他们的“春节”就是圣诞节。过圣诞节是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在每个行政村的不同教堂中轮流。例如，笔者所在的赤恒底村一共有六个自然村，每一个自然村都拥有一所自己的教堂，即共六所教堂。这六所教堂轮流负责一次圣诞节的活动，每年更换一次，即每所教堂每六年轮到一次。如果今年的圣诞节在A村教堂过，那么，所有的信徒在圣诞节前一天就会来到A村，由A村的信徒负责接待。｛19｝他们打地铺睡在A村信徒的家中，白天唱歌、跳舞，或者进行一些趣味体育比赛，晚上则席地而卧。这种欢乐热闹的场面将一直持续三天，直到每一个人都尽兴而归为止。｛20｝
事实上，由于当地几乎都是山地，各个自然村之间的距离并不算近，有一些甚至要爬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平时，无论是农忙还是农闲季节，去较远的村子走亲访友的人并不多，因此，圣诞节的狂欢，无疑在极大程度上加强了平时松散的社会网络。一个行政村里的人，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无论是久为好友还是素未谋面，在这三天里，都不自觉地将自己投入在了一个共同体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他们自己创造了这种共同体，而反过来，又感受到了共同体的力量。
除了圣诞节以外，在复活节、秋收节的时候，每个自然村也会举行自己的庆祝活动。虽然规模和场面没有圣诞节那么恢弘，但也能够起到类似的作用。可以说，无论是周期性的聚会还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在以教会为媒介创造的公共空间之中，一个个分散的家庭和个人被联合在一起。在这里，他们可以结交朋友，可以和亲戚叙旧，也可以偷偷看中某家的姑娘。事实上，在笔者询问当地夫妻“你们怎么认识的”的时候，有很多人的回答都是“都在教会里，自然就认识了”。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公共空间存在的范围和深度。更为重要的是，与教会所创造的公共空间相伴随的，还有一系列道德上的要求与戒律。除了前面所述的“不抽烟，不喝酒”以外，“不打架，不骂人，不说谎，不说脏话”等也不断在当地村民的口中被提及。随着村民对教会活动的参与，随着教会所创造的公共空间在村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道德规范也不断深入并内化到每个人的心中，并反映到其生活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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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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