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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学的科学研究及其未来
上面是社会学的科学研究过程中，运用定量方法的一般性讨论。应当说明的是，正如对于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存在各种歧见，对于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也存在不同认识。
美国人口学和社会学家奥迪斯·戴德里·邓肯也对希望通过简单效仿自然科学来寻求社会普适法则的做法，明确表示了否定。谢宇教授对此做了如下分析和论述：“O·D·邓肯很快意识到社会科学中量化方法所遇到的困难及其局限性，他尤其被内生的总体异质性所困扰。正是这种异质性使得在社会科学中通过统计分析得到具有定律性质的推论变得徒劳。”“O·D·邓肯的观点是，量化方法绝不应该成为发掘普遍规律，从而描绘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的工具”；“他认为量化分析所能做到的就是总结组间差异的实证形态，同时暂时地忽略组内个人差异。社会科学家可以逐步将分析复杂化，从而增强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10］
我们认为，社会学寻求关于社会现象的因果性和规律性解释，这一研究目标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关键在于，社会学所依凭的科学方法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有很大的约束作用。这是因为，所谓科学方法本身就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变环境的一种手段，实证性的科学方法基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测量、分析、验证等，进而为人类提供关于外在世界的科学知识。这也意味着，科学知识是以人们可感知、可观察的事物现象为基础的，对超经验现象所作的探索已不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但是，人类的求知范围往往会超越科学的界限，涉及到对非经验现象的讨论，如宇宙起源于何处，它的边界在哪里，以及人类是否有灵魂，等等。尽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这类探讨可以不予回答，但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从一定侧面反映出科学本身内在的局限性。
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所描述的人类文明的三个阶段，继宗教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之后，实证科学是最高的和最后的发展阶段。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出其中包含了对人类历史“终结”的一种暗示。按照这一预言，科学正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特征。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作为最高阶段的实证科学的完善和完美，而是很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局限性。从社会学的科学研究的不同层次和方面，我们都能观察到这种局限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应当是谦虚的——它意识到自己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制约，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种科学知识必有的局限。科学的社会学因而非常清楚自己的功能和职责——通过严谨的定量研究对经验事实现象进行描述、分析，探索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因果关系与规律性，激发思考的活力、强化理论的想象力，为理论的构建积累实际素材或提供更为直接的现实基础。科学的社会学的谦虚也表现在，与社会学的大理论家相对而言，运用统计学作实证研究的学者是为社会学理论添砖加瓦的工匠。当前，中国的社会学需要大量的这类工匠，以营造中国社会学的繁荣，并在此发展过程中，期待中国社会学理论家的成长。
参考文献：
［1］A.Comte，1896．The Positive Philosophy，London：Bell & Sons．
［2］尹恩·哈金．驯服偶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3］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6］艾伦·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7］E. Durkheim，1982．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London，Macmillan.
［8］陆益龙．转型社会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方法［J］．教学与研究，2008（6）．
［9］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0］谢宇．奥迪斯·邓肯的学术成就：社会科学中用于定量推理的人口学方法［J］．社会，2008（3）．
（本文原载《河北学刊》2009年3期第113～116页，注释等参见纸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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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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