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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大大简化了他那个时代中国的语言地图，仿佛偌大的中国只有“文言”和“白话”。1921年，周铭三在《国语的意义和势力》一文中为清末以来的中国勾勒了一幅虽不完整但已能充分说明“言语林立”的语言分布图:“中国全领土内的言语多极了。除汉族的言语、西藏的言语、蒙古的言语、回族的言语以外，有少数满族的言语、苗族瑶族的言语，再有上海话、广东话也很有势力的。吾国各处，个人交际，因为方言不能相通，常有拿他国语言发表意见的，好像在沪宁铁道一带有用英语谈话的，云南铁道一带，常有用法语谈话的，南满铁道跟山东铁道一带，常有用日语谈话的，北manz**跟新疆一部分，常有用俄罗斯语谈话的。又有一种很奇怪的话，叫洋泾浜话，是英国和国语混合的。吾国领土内的言语既是这样多，有时还要借重外国言语做谈话的工具;实在是一种很不好的很羞耻的现象，所以应当提倡国语来统一各种言语的。”
这还只是就“言语”而言。就书面语而言，与“白话”共存的也不只是“文言”(文言也分不同层次)，还包括那些非文非白的文体(文话、报馆体、新体等)、各地方言的书面语(如粤白、苏白)、边疆地区多种非汉语语言的书面语及清末以来各地创制的各类拼音文字，再就是列强在其“租界”和势力范围推行的各种外语，等等，当然还有中国的世界语者推行的“世界语”。周铭三之所以对这种“言语林立”状态感到“很羞耻”，是因为这种言语分裂景象使中国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在他看来，“国语统一”与其说是为了“普及教育”(拼音化或方言化也能达到“普及教育”)，不如说是为了国家统一。既然“白话”的竞争者不只是文言，那文学革命的真正目标就不只是“废除文言”，而是“独尊白话”，从而实现“国语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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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铭三勾勒的这幅分裂的语言格局图，与胡适1932年前后勾勒的分裂的政治格局图重叠在一起。这一双重分裂，以历史的方式重现了《旧约》记载的古犹太人在语言“变乱”之后“各自为国”的隐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日中国已无政府”这句话又屡次出现在此时胡适的一系列政论中，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论证“联省自治”的必要性，相反，是为了论证“联省自治”的危害性。他说:“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二十二省无一省不曾宣告过‘独立’，今日虽有名义上的服从中央，事实上各省自主的程度远过于美国与德国的各邦:军队是独立的，是可以自由开战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区军人派的，税收是各地自为政的，货物过省境是须抽重税的，甚至于过防区也须抽重税的:省久已成为邦，所以有‘由邦再组成国’的需要。”似乎担心这还不足以警示国人，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重复道:“辛亥革命以后，从前所有一切维系统一的制度都崩坏了。中央政府没有任官权，没有军队，没有赋税权;而各省的督军都自由招兵，自由作战，自由扣留国税，自由任命官吏。到了后来，有力的督军还有干预中央的政治，中央政府就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了。离心力的极端发展，造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此时胡适开始大声呼吁“建国”，并为全国统一于南京政府而辩护。
正如胡适在文学革命史写作中避提政府的核心作用甚至反诬政府为文学革命的阻力一样，这里他不提自己当初鼓噪的“联省自治”在促使“离心力的极端发展”上尽了一份力。当他鼓吹“文学革命”或“国语统一”时，他在无意识地为国家统一出力，而当他鼓动“联省自治”时，他在无意识地为国家分裂出力。他同时兜售这两种方向正好相反、相互抵消的计划———真是迷雾一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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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3年10月30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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