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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个方面，仅仅是从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海洋中捞取了衣、食、住、行、闲暇娱乐等人们须臾不可或缺的几个基本内容，肯定会挂一漏万。然而，仅从这些内容即可看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已成为信息时代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文化，原本是不分国界和民族界限的，一切文化都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文化；而文化的汇集和传播又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因此，文化交流和汇合本身必然对人们有着深远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深刻影响。
三、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及思考
首先需要申明，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影响是网状性、广谱性的，对婚姻、生育的影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也是本文探讨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同经济发展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一样，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直接的通道，我们所看到的是影响的结果，而其影响的过程和机制往往是难以直观的，需要借助许多中介变量加以分析研究。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影响并不着意于二者的松散性过程和操作机制。
我以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汇合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的生活目标、新的追求正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模式和自我价值观念，从而影响人们对孩子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内容和形式，给予人们更有吸引力的启示。它使人们认识到“天外有天”，原来生活并不那么单调，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更值得令人向往和追求的东西。那种长期以来在小生产者海洋里形成的封闭经济的观念和生活模式，开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消费欲望、消费水平开始升位，“新观念和新模式，覆盖了生活的许多侧面，并把孩子及其父母的向往转移到其它事物上，从而可以影响对孩子的需求”（罗纳德·弗里德曼Ronald Freedman 1979）。
与此同时，新观念和新模式使人们开始对以往的“自身价值”进行审慎的思索。在目前现有的条件下，应当有一种优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更能实现自我发展的机遇。“这样的想法和追求对促使生育降低也是重要的”（Ronald Freedman，1979）。
2．家庭小型化，对生育率的降低可能有重大影响。家庭小型化趋向，并不完全是因为实行计划生育、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结果，更重要的很可能是依赖于文化背景的促进和制约。“在激发人们对小家庭的向往方面，观念的传播可能起着主导作用”（杰克·考德威尔Jack Caldwell 1976）。通过现代化通讯网和大众媒介的传播，“核心家庭作为一个有特色的感情联络单位正开始席卷这个世界──不一定是经济现代化的一部分，而是……通过西方教育的主导和大众媒介的国际网络来做到这一点的（Jack caldwell 1976）。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这一潮流中，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下以自耕农经济形态作维系的主干家庭模式逐渐解体。核心家庭模式的广泛传播强烈地刺激着人们对小家庭的兴趣。无论是刚刚作了孩子的父母，还是即将要作父母的孩子，他们都不愿意再扮演那些传统的家庭角色。这种情形最先开始于城市（假如不是受住房条件的影响，小家庭模式很有可能达到普遍化），而现在已经扩散到农村（由于农村住房比城市宽松，小家庭模式发展的速度明显快于城市）。从全国看，家庭户均人口由1971年的4．8人，已经下降到1990年的3．9人。
总而言之，家庭小型化已经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尤其与限制家庭规模观念的传播和被接受相结合，其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约翰·诺德尔（John Kohdel）在他的论文中写道：“限制已婚家庭规模被视为合法和可能的这种观念作为一种新事物在一些地方比在另一些地方能更快地被大众接受。……可能是一种革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有的学者断言：“第三世界生育下降并不依赖于工业化的扩张甚至也不依赖于经济发展的速度”；“限制家庭规模的行为使生育率调节到适应普遍的社会经济背景。社会经济的变化在生育转变时期同时发生，因而似乎有理由假定，由于限制家庭的扩散，生育率会不断地调节以适应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Jack Caldwell 1976）。可以推论，“小家庭模式和家庭功能的变化，很可能是第三世界生育率继续下降的出路之一”（杨子慧1992）。至于小家庭是怎样促使生育率下降的，与家庭“财富流”及孩子成本──效益有何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
但是，“限制家庭的观念和实践对欠发达国家人口的影响的速度远比以前想象的要快”，“台湾1961—1975年，生育率下降了50％；在韩国、毛里塔尼亚和新加坡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泰国的长迈省，15年内总和生育率下降49％；在36个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欠发达国家中，有15个国家1965—1975年间生育率已经下降了大约10％以上”（Ronald Fteedman 1979）。
中国近十年来，生育率下降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特别要提到的是，不生育文化现象正在城市地区和少数城市附近的乡村出现，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一些夫妻决定终身不生育孩子。据报导，不生育夫妇目前已达60000余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3、《人生》1994）。不能不承认，这种不生育文化现象的出现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产物，尤其是小家庭模式、新生活模式和新观念的产物。
3．婚姻、性、性关系的传统观念开始嬗变。婚姻，一向被国人视为人生大事，庄重、严肃，而又有些神圣。自古以来人们就沿袭了一套完整的婚姻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和有关部门作了很大的努力，废除了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并努力构建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婚姻模式。然而谁也无法否认，旧婚姻制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未随之消亡。这使得我国的婚姻关系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至于性和性关系，就不仅仅是庄重、严肃了，而且被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谈性色变，讳莫如深，甚至有负“罪”感。性，成了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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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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