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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山林的时间，是农历4月20日一23日，一共3天。这里的情侣只有在这3天的时间里才是情侣。但这3天之外都互不认识。有个老太太绕了很多年的山林，她的家人都知道她有个固定的情侣。我问他的老公知不知道，她老公说，知道啊，就给她3天的时间，其余这么多年她都老老实实听我的话的。有一年这个老太太没有去，结果一年中她身体都不舒服。
绕山林是对生育制度的一种补充。在古代，婚前是性自由的，现在白族就有3天自由。女人结婚的时候把以前的男朋友诸来吃饭。来的男朋友越多，她就越得意，但是第二天见着面就再不能说话了。结婚以后绝对不能再与别的男人往来。如果她嫁的不是她爱的人，不能与爱人一起过一辈子，那么就正好有这3天的时间来补充。
“绕山林”后生下的孩子特别聪明，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本主神赐予的，“在神的名义下” (刘铁梁：那是真正的拴孩子去了。)男孩子到了15, 16岁还不去，家长就要求别人带他去，否则觉得成长的不健康。绕山林的情侣带着稻草去，晚上人就睡在稻草上面，稻草上还要留下他们的东西，完了以后把稻草扔到田里庄稼会长得很好，云南有句俗话“宁可借人停丧，不可借人成双”，但是那3天，农家都很欢迎情侣住在家里。
今天来讲这些东西，没有讲好，请大家批评。
评议与讨论
王建民教授评议：
首先我表示歉意，因为我的阅读和调查是有限的，三位老师的大作我也都还没有拜读，以后也请三位老师有了新的研究和著作，向我通报一声。在回顾、总评民族学史的时候，我应该对这些原创性的著作给予重视，我希望能够这样的机会把这样的成果充实进去。我想这对于学科的发展也有启示。听了张教授的演讲他的田野经验，非常生动。我想有几点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性:
第一点就是我们研究的原创性。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的确也去过了田野，但到了那个地方，并不是说是自己在作田野。我们到了当地，主要是在搜集文献资料，回来后就开始写论文，没能像张老师这样长期在村庄中，能够非常深入地一家一户地走，一块一块碑地看，一份一份家谱的收集，一个一个人的访谈。这种经验对我们做人类学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下去做田野，也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必须要呆多长时间，也不能说，时间没有呆够就不让你毕业。美国有些学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田野中呆不住。现代社会外面冲击很大，人的欲望也在膨胀，呆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呆一、两个星期还可以，时间长了，就呆不下去了。这样的话，我们的学科如何发展?张老师的这种作法，给我们一个榜样踏踏实实一个一个村庄去调查才是人类学的正路子是我们学科的基础。我想，作为学院派的老师和学生，大家都很明确这个道理，只是说起来很容易，可是实践起来就很难，正儿八经地做的，很少。
第二点就是关于文献资料搜集的问题。我们一般搜集现代人的研究著作，更进一步大家会注意史料，就是已经出版的、成书的著作，但其实文献并不是退的，对碑刻、家谱、契约一类的东西我们应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里。在查的时候，一些零星的碎片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往看书，是正式出版社出版的，但是张教授的研究，让我们知道，除了正式出版物之外的文献的搜集是很重要的。
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在一个地方的田野做久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以往认为的一个民族或是一个族群的历史和文化表述的虚伪，张教授特别提到白族中间文化化的多样性，我们在写一个区域的文化的时候，会把它写得很有特点，结果写出来的文化的内部的差异性就没了。好比是白族，整个白族的本主崇拜，我们都认为是一个样。还有白族的婚姻制度，也是一样。虽然都叫做白族，但他们内部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
我想我就从张教授的演讲中得到了这3方面的启示。我主要从这3个方面说，
希望大家展开讨论，我还想有更多的机会来向张教授请教。
刘铁梁教授评议：
我们在2001年秋，曾请了山东鲁南的一个村落民族志的作者来做讲座。他写的是《红山峪村民俗志》，当时钟敬文先生非常认真、非常高兴的主持了他的讲座。钟先生的作法，今天王铭铭教授又在北大做同样的事情，他请来了这些过去我们不太认得的、长期在地方从事田野调查的教授前来作报告，我想，不管他们的学术背景如何，都反映了中国学术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实际上人类学、民族学都一样，如果没有大量长期在地方上坚持调查研究的地方学者的坚实的经验，我想我们的学问在高校是无法生存的，过去我们有个误解，认为学术必须在高校，一定要在学校的学科建立上来探讨学术史。刚才王建民教授也说他孤陋寡闻，其实呢，我们的学术永远无法把很多很多的在默默地作贡献的地方学者的著作和成就包纳进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内容都包容进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作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史，我想我们能够创立一个新的研究范式，但是要这样做到是很困难的。我们必须知道，很多默默无闻的真正作出贡献的研究者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研究者应该心中有数的我想我们不仅是在学术史二要记住他们，我们在所有的研究中更多地是在学术研究上更加主动地和他们接触。我们的学术是一种合作关系，如果没有合作，学术是作不成的。王铭铭比较早地注意到个人的学术生命史，这是一个多级的构成，不存在级别高低。长期对当地调查的人对这个地方的真相才有发言权。王铭铭在对学术的追求中，对求证特别重视，正是王铭铭十几年来对求真和实证的追求，才促成了今天的报告会。刚才王建民教授提到了原创性，其实这也是对本真的追求。刚才讲到绕山林，我就想到，“私生子”，在当地文化中，有没有“私生子”的概念，有可能在这个文化里面根本没有私生子，绕山林从概念上否决了私生子，似乎是说，绕山林的时候生的孩子具有神性，比平时生的孩子还更重要，或者他们好像故意告诉人，他们有避孕的措施。我一直怀疑这种说法。我在广西作调查的时候，广西的白裤瑶他们就讲他们有内部的避孕的秘诀，是不外传的。可能他们强调情感的交流，弥补正常婚姻生活之外的情感需求。他们不一定非要去生子，或者非要有性生活，但总之，没有人真正地去调查，去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我们有很多文化一直在运行，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向外人解释清楚的欲望。学者就望文生义，浮想联翩。对西南民族的文献记载也很简单，“野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不清楚，就是要像张先生这样如实调查，不能让真相失传。我这是对王建民的意思的一点补充。王建民教授说作田野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找典型。我们在田野的时候，总是说这个地方不典型，因为我们头脑里已经有一个典型存在了。其实这也不是个典型不典型的问题，我们与长期对当地调查的人相比，我们与对调查对象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们带着北京是中心的感情进去，一定要把人家想象得多荒蛮，想象云南是边睡，可是人家云南的人认为在他们的生活中，人家有自己的东南西北的方向的，有人家自己的中心，他不会以为北京是中心。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田野中待不下去了，他最大的苦恼是那个地方不典型，是因为这不是他在书上看到的典型。我们心中已有了一个想象的典型，那样我们在田野很难忍受，觉得格格不人，从而否认了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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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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