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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能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参考性影响
首先，就意义论层次的现代化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所反映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情趣，至今也还具有超越生存需要的人文价值。因为，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史似乎总是伴随着这样一种悖论：在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社会分工、协作和交易范围的每一次扩大，人的满足感或幸福感理应随之不断增长，但事实上人们却常常发现自己与自然、与他人、与天真、完整的生活越来越疏远、隔膜乃至敌对。从中国古代的老子，西方近代以来的卢梭等人文主义思想家，到马克思，甚至到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对人类历史的这种缺憾似乎都有着特别清醒的意识。甚至有不少人还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对人类童年时代的向往，并怀着在更高阶段上“还给”人类天真、完整的人性和丰富的生活情趣的理想。从这方面看，人类文化的演进就不是替代式的、“一次性”的，而必然是累积式的、“重返性”的。为了不至于迷失理想的生活方向，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会，而且也需要不时地左顾右盼、回头张望，并借此以确定理想生活的参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至今犹存并受青睐，从根本上说，或许就在于它以丰富的形式和相对天真、质朴、完整的品格，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某种参照和选择的可能。更何况，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物质生活资源比较匮乏的境遇中，充分发掘和利用民族传统文化本身的资源来满足心理、精神上的需要，对于他们消减因物质生活困乏带来的无奈，以此维持和增加生活的自足感和幸福感来说，还是必须的。
其次，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生存论层次上的边缘化，绝不意味着它们在意义论层次上也一定会边缘化。因为，“每种文化构成了解释世界和处理与世界关系的独特方式，世界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只有以尽可能多的角度来观察它，才能达到了解它和与它相处的愿望”。［4］毕竟，文化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既出于生存的需要，更在于保证生活的充实和幸福，在于使人获得艺术化的生存——“更加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难怪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针对现代性的缺陷提出，观察世界并非只有一种视觉，而是有许多种；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和思想都是一种叙述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并非只有一种“大叙述”；每一种理想都有各具价值，各有其存在理由，并非只有一个理想王国。他们推崇文化互补意识，认为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就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并强调多元文化互补特别是东西文化互补的重要性。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更是进一步提出要将第一次启蒙的成绩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从而超越工具理性，呼唤审美智慧。在他们看来，工具理性使人们难以摆脱以功利为目的的行为动机，而审美智慧是一种建立在有机联系观念基础上的，以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为旨意的整合性思维。在这里，科学思维、理性思维、感性思维、宗教思维、艺术思维得以相互补充、相互丰富。在此之前，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现代理性是以排斥感性、情感价值和美为前提的，而审美智慧则强调亦此亦彼的和谐思维。对于城市化、现代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的危险，中国哲学“和而不同”的原则和重“情”的传统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政局时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不同概念，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而中国文化历来强调“情”的价值，如完成于公元前2世纪之前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记载：“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白天降。”这一切文化传统，正和“第二次启蒙”所倡导的审美智慧即整合性思维正相呼应。因此：一方面各国、各民族要充分地相互尊重，通过对话来欣赏他者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只有深刻地认识自身文化，才能在全球文化的图景中找到民族文化的定位，并赢得全球的普遍关注和诚恳的尊重。少数民族如果要保证自身文化在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张力中稳健前行，就要首先深入民族文化传统，然后在中西文化互竞当中全面展现民族智慧的魅力和价值。事实上，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城市化的视阈看，这不仅是一种文化责任，也是一种历史责任，不仅关乎民族文化的方向，也关乎全球文化的前景。不过，最大的问题在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何“适履”，即什么应该传承下来？什么应该放弃？这个问题就是学界普遍提到的“文化自觉”的问题。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初是由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他说：“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5］（Ｐ194）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将此总结为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文化上的自觉是必不可少的。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依我们的理解，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应该是指拥有和传承着一种文化的民族和社区或者个人，一定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能冷静地看到自己文化的利弊，学习异文化的长处优点，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懂得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文化；此外，要能够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化的真正价值，这样才会珍惜它，爱护它，并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来保护它，发展它。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自觉，文化毁灭在自己的手上了，可能还不会意识到。在当今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出路应是在“文化自觉”的建构方式下，既创建符合民族现实生活环境和民族特点的发展目标及发展道路，又在新的发展目标的指引下不断阐释与建构、传承自己特有的文化。然而，在很多地方，少数民族却对其传统文化做出了很多的改变，比如，在很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实际上歌舞形式往往和宗教仪式是不可割裂的。但是可能某些地方为了所谓的政治上的正确性，强行把这种表演形式和宗教内涵割裂开来，然后把表演形式当作是一种歌舞形式予以保存下来，把宗教的一部分放弃掉，然后只留下了一个舞蹈的形式。在西南、华南这种现象是非常之多的。这样做的后果，冯骥才先生曾尖锐地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后代将找不到城市的根脉，找不到自我的历史与文化地凭借。当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我们亲手把一个个沉甸甸的、深厚的城市生命，变成亮闪闪的失忆者，一定会斥骂我们这一代人的物质与愚蠢。”［6］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当代城市建设的设计者和决策者因没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文化自觉”而导致的“破坏性建设的文化灾难”。
参考文献：
［1］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2］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吴永保．城市现代化及其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J］．城市发展研究，2000，（8）．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1998）：文化、创新与市场·序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6］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J］．新华文摘，2007，（7）．
作者简介：林庆（1972－），女，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 650031；李旭（1972－），男，云南教育出版社编辑。云南教育出版社，云南昆明 650034
（本文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第1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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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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