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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与竞争下的世博会
世博会被称作“和平节日”，也是大国竞争的场所。1855年，法国首次举办世博会，参展的除了工农业产品，还有大量的艺术品，后者突出了法国作为世界艺术中心的地位。19世纪下半叶，巴黎每隔11年举办一次世博会。当时，美国凭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正在兴起。1876年费城举办了世博会，庆祝建国百年。中国工商界代表李圭在《环球地球新录》一书中称赞这届博览会“萃万宝之精英，极天人之能事”。当时美国已从内战的阴影里走了出来，高速发展。1893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专为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而举办，也称“哥伦布博览会”。这两届世博会都非常成功，宣告了一个美国时代即将到来。美国在20世纪举办过十几次世博会，但1984年的新奥尔良世博会在财务上亏损，从此美国城市对此类盛会兴趣大减。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雄心勃勃，对世博会抱有浓厚兴趣。据《日本开国五十年史》记载，日本政府为参加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提前一年设立“博览会事务局”，参议员大隈重信任总裁，议官佐野常民充副总裁。官方还积极鼓励民间参会，“奖励美术、工艺及农产诸品之出陈”。日本的主要目的还是引进新思想、新技术，“努力于新工艺之扶植”。1874年，佐野副总裁归自奥地利，购得大量纺织和染织业的原料和机械、炼瓦及石膏诸器械，用于日本国内展览。日本参加1876年费城博览会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那就是“出陈日本工艺品，且借此图美国工艺、技术之移输”。这后半句话道出了一个后发国家参展的真实动机。日本的中央政府与府县官厅锐意扶植新工业，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是中国各级政府望尘莫及的。1877年，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在上野公园开办国内首次“劝业博览会”。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更向世人展示了战后新日本在科技人文各方面的杰出成就。2005年的爱知世博会主题是“自然的睿智”，主办方的环保节能意识渗透在无数细节之中。例如：所有建筑的构件都用钢铁和玻璃，水泥一概不用，以便于拆卸；当地的苍鹰为保护动物，为了不影响它们的生存，建造场馆时没有砍伐一棵树木。
如果比较一下美国和日本崛起的方式，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好像是不经意地成为世界强国，它没有利用世博会过分渲染自己的成就，而美国办的各届世博会的城市特点有时反而使得国家退居二线。日本则始终在中央政府的有力领导下，把参加世博会与本国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日本固然重要，而借机购买新器械、学习并输入新技术、新工艺更加重要。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后发国家，日本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也有参加世博会的经历，但是数次与会，全然不见政府有意引导之手。宏观战略意图的缺失使得中国在一届届的世博会上只是扮演两种角色：图谋小利的商贩、不断发出惊叹之声的旁观者。
但是世博会也不全是大国亮相的平台。由于体制上的差异，各国承办的热情与能力非常不同。现在发达国家举办世博会的热情大大减退，即使参加竞选，也是城市出面，背后未见得有国家的支持。上海世博会的竞争对手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韩国小城丽水。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当今国际上世博会的意义与19世纪下半叶不能相比。中国本身巨大的市场和不断增加的影响力，赋予这届世博会超乎寻常的意义。但是中国依然不宜自我定位过高，大而不强的基本特征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完全不能和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法国或美国相比。
中国与世博会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就出现了中国工艺品，当时的中国产品主要通过在华英商参展，一般的中国商人还不具远渡重洋参加赛会的实力。晚清出版物中，关于世博会的记载倒是零星可见。1873年中国政府在奥匈帝国的邀请下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由中国海关负责相关事宜。当时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长，实际上由他一手包办。在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上，中国参展的货物与工艺美术品共720箱，展馆建筑为传统式样，“物件悉遵华式，专为手工制造，无一借力机器” （《环游地球新录》）。不用机器反而成了自夸的资本，这种态度与明治后的日本形成难堪的对比。展品中很多是专供出口的商品，瓷器最受欢迎，“绿茶掺杂过多”，丝绸制作也不够精致，“粗细相杂，近为洋人所恶”。从这些细节可见，中国的产品缺少质量管理的环节，商业缺乏诚信，大大不利于中国产品的声誉。中国政府丝毫没有明治后日本政府的抱负，想不到借用世博会的新器械、新工艺来系统地革故鼎新。1877年6月9日，中国驻英大使郭嵩焘特意为在上海设立“博物院”一事与英国人盘先生商议，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准备在上海办世博会。郭嵩焘还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1878年巴黎世博会的开幕式，并参观中国展厅。随员黎庶昌在《巴黎大会纪略》中对这届世博会作了详尽的描写。博览会上有“中华公所”，“左右两辕门，飞檐，正厅三间，陈设螺钿几榻。院中央一小亭，两厢十二门，为售货处，售瓷器、茶叶、古铜器，雕刻象牙折扇独多。”后来一些开明官员认识到参与世博会将促进国际贸易，振兴本国实业，并提升中国形象。候选道吴剑丰为留日警务毕业生、商业科毕业生，他在1907年的条陈里谈到国际“赛会”的好处，并建议上海作为会场。但是吴剑丰主要强调的是“大利所在”，即有利于“善营利者”，举办者亦有利可图（“酌定税花章程”、“入场劵”），而不是国家带领下的工艺技术的全面移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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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22日13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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