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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汉族三民系因所处地域生态环境的不同，生计模式也各具特色。何国强曾历时四年，分别在粤东北和粤北山区、粤东丘陵以及粤中滨海山地的四个调查点，研究了广东客家族群的生计模式，解释了广东客家与环境的兼容和相异的关系。（参见何国强：《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覃德清对东莞茶山镇和周大鸣对潮州凤凰村的追踪调查，（参见覃德清：《东莞市茶山镇工业发展情况调查》，周大鸣：《凤凰村追踪调查报告》，载于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则分别描述了广府和潮汕地区经济生活模式的历史性变迁。从对三民系生计模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每一个族群的文化特点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又都在不断地发生着或急或缓的变迁。学者们的调查不仅记录了文化现状和变迁的轨迹，还分析了其内在动力，预测了未来的走势。乡村都市化导致了农民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周大鸣与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合作，将乡村社会变迁作为应用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周大鸣等著的《中国乡村都市化》（参见周大鸣等：《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便以珠江三角洲为主线，概括出了都市化进程的几种形式，即：村落的“集镇化”、集镇的“市镇化”、县城和小城市的“大都市化”以及大中城市的“国际化”。
学者们对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的研究，为广东率先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寻找到了文化心理的解释。他们认为，除了凭借其天时、地利的因素之外，外来工群体异质文化的介入，潜在的重商传统，开放务实的心态，也是不能忽视的文化因素。遍及广东的乡村城镇化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标志着中国乡村未来变迁的方向。
二、对乡土社会变迁的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方法之一，既包括同一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地点的跟踪调查，也包括后继者在同一地点的后续研究。这类研究不仅为审视乡土社会文化变迁找到了切入点，也在客观上延续了前辈及其成果的学术生命和价值。对黄村、台头等名村回访的研究成果（收录于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的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正如葛迪斯（W. R. Geddes）在评价《江村经济》时所说的：“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澳]W·R·葛迪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费孝通：《江村农民的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一）费孝通的江村研究
自从1939年《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以来，江村逐渐为世界人类学、社会学界所知晓。1956年5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的葛迪斯教授对江村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并于1963年发表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描述了江村20年来的变化，肯定了合作化给农村带来的新气象。1981年9月，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的冈萨雷斯（Nancie Gonzalez）教授访问了江村。1986年4月至1989年1月，以鹤见和子为首的日中小城镇研究会考察团先后四次追踪调查了江村，重点考察了乡村工业和农民家庭生活状况。除了海外学者的研究，费孝通本人自1957年重访江村后，也对这个农村社区进行了20余次的访问，持续研究长达60年之久。正是这些后续性的研究，使江村一直被看做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对江村的回访也成了学术史上追踪研究的经典范例。
费孝通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要认识中国人，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他半个多世纪对江村的追踪研究，记录了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也不断地深化了在《江村经济》中提出的“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认识。因此，他虽然只是追踪调查江村一地，但关注的却是亿万中国农民怎样富起来的问题。这在他于“四访江村”后开展的由乡村到小城镇、由沿海到边区、由经济发展区域到全国一盘棋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与此同时，江村的再研究也为费孝通建立类型比较法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他阐释了深入个别农村社区进行调查对认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追踪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二）从《金翼》到《银翅》
1944年和1948年，林耀华的小说体民族志《金翼》（参见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并成为海外人类学认识中国地方社会文化的途径之一。1986年至1989年，庄孔韶五次访问了《金翼》一书描写的乡镇，对主人公后裔以及尚健在的书中人物原型进行了追踪调查，访谈400余人，并于1996年完成了《金翼》的续篇——《银翅》。这部著作并不是仅仅循着《金翼》后代的情况展开的，而是在社区史的背景下描述了原书主人公后辈的生活经历，如土地改革后的破落，在阶级斗争中惶恐不安的生存景况，以及在改革开放不久后再度成为村中最富裕人家的事实。作者通过他们的生存轨迹，说明变通修补以达成新平衡的中庸品格是其家族发家史重演的动力所在。而他们对文化传统的直觉和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也是地域文化教育与教化的结果。
在田野追踪的基础上，庄孔韶提出了应用于中国人类学的方法论——反观法（中国古今文化关联性观察法）和文化直觉主义，并以此作为研究和写作的基础，使《银翅》成为一部由浅入深的，集随笔、民族志、分析与论证而成的学术作品。（参见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导言》第2页。）基于此，有学者将其归入“中国的现象人类学”，并强调：“作者运用多种方法于民族志中，恰恰说明了人们日常思维的多面性。一个人不可能仅仅靠直觉或思辩的逻辑去生活，人类学家写民族志也可以不拘于某种形式，这正是现象学的精神。”（张小军：《〈银翅〉：中国的现象人类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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