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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对总体与作品的批判性
“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卢卡契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样，戈德曼的研究是从这一观念开始的:个别的现象只能在总体一致的范围内才能被具体地理解。”[5](p.34)文学作品只有被放入总体性的宏观分析模式中才可以得到几近完全的解释。
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文学作品中丰富性与统一性的关系，如何面对文本的多义性。正如奥地利著名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家齐马所置疑的:“‘意义结构’的概念不仅从分析本文的多样性的语义学角度看，而且从探讨几个世纪以来对拉辛作品接受情况变化的阅读理论的角度来看也是成问题的。如果把《安德罗玛克》或《费德尔》视为冉森主义世界观的表达，那么怎么说明拉辛在19世纪或20世纪的现实性呢?冉森主义既不能解释拉辛的现实性，也不能解释革新的阅读使拉辛作品经受的变化。”[5](pp.66-67)
对此难题的解决，戈德曼认为关键还是来自对总体性的界定。戈德曼的总体性可以描述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与各集团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1](p.20)。它在各阶级的具体实践中反映出来。在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总体理解为各阶级及其世界观的一个对话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各阶级、各种世界观通过相互对立、相互区别的关系建构着自己。当然，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对话语境，而是一个有着支配与被支配的语境，是一个争夺文化的主导权，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建构现实世界主导权的场所。每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及其现实结构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它一定是满足特定环境的需要并实现某种功能而存在。一旦功能丧失，它也必将消亡，而满足新要求的功能性整体也必将形成。因此，这不是一个永恒、先验的总体，而是具体时空中相对的总体。历史就是旧有结构的解体与新结构形成的不断交替的过程。每一个集团构序社会现实的精神范畴和世界表征系统“都只能当它们基于一种具体环境而成功地使经验的现实得到阐明并控制了行为方向时，才是有效的。这些范畴的整体构成只具有一种暂时的价值，它们只是在某种具体环境下对某种特定社会集团来说才是有价值的，当通过根据上述整体构成而行动的人的行动，或由于外界影响，宇宙变了，环境改变了时，精神范畴就不再是有效的，就丧失了其合理性，就应该改变了”[3](p.52)。
社会总体性结构改变了，构序社会现实的世界观与功能改变了;那么，与世界观同构的作品有意义结构的统一性也应发生改变。从中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结构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和社会现实之间与作品有意义结构统一性与丰富的作品世界之间所具有的相似的功能。“的确，仅仅在原则上肯定拉辛、帕斯卡是不够的。应该走得更远，去具体研究这种丰富性，将文学作品肯定为一种牺牲，无疑是它所表现的秩序所必需，并且是在承认其价值时，对那些仍然是一种牺牲和局限的东西加以阐明。归根到底，这才是作品中与批判精神必要有关的东西，又正是通过这种东西，这种作品才能指出了将超越它今天所捍卫的秩序的可能性的希望。”[3](p.57)因此，戈德曼并不否认作品丰富世界中蕴含多义性的可能，正是这种多义性与丰富性是作品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和永恒的批判性光芒的奥妙所在。这种丰富性使作品不断地超越自身、超越时代。“批判功能对我来说显现为所有重要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通过这种因素，文学作品不仅指出一个特定社会阶级现时的愿望，而且也指出有朝一日超越这些愿望走向更加广阔和更加人道的秩序的希望。”[3](p.57)也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戈德曼特别强调在考查作品能否形成有意义结构的同时，更加关注作家对作品世界丰富性与独创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2]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3] [法]吕西安·戈德曼.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4] [法]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5] [奥]彼埃尔·V·齐马.社会学批评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文章来源：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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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6-12-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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