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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的源头
朱绍文（一说朱少文）的生平没有正史记载，全凭口口相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前朱绍文时代有没有相声表演活动，但至少没有成为一个行业。
传说朱绍文（大约为1829－1903）汉军旗人，幼年曾学唱京剧丑角，后来改为架子花脸，擅长编写武戏，主要靠演戏、教戏维持生计，走上相声表演这条道路，也是事出偶然。
一说因为咸丰皇帝去世，曾勒令天下100天内不许演戏、动乐，戏园子关了门，朱绍文生活无着，就来到天桥一带撂地卖艺，改演剧为说唱滑稽故事[9]。一说因为朱绍文唱京剧时喜欢自作主张，加添一些台词，虽然很得观众喝彩，但受到了同行的排挤，因愤而改行，卖艺于长安市上[10]。
天桥是当时一个繁华的平民市场，三教九流云集。朱绍文随身只带一把笤帚、一副竹板、一袋白沙。他用白沙往地上撒出几个数尺的大字，一边撒字一边唱着太平歌词，兼以大字占领地盘，一切科诨笑话也均由字义上生发，令人拍案叫绝。如此逐渐吸引听众，看看人差不多了，便开始讲古论今，嘻笑怒骂，直到甩出几个响亮的“包袱”，才在观众的笑声中伸手要钱。
朱绍文最早是自说自唱，后来收了徒弟，就开始搞点配合，两人一捧一逗，互相问答，逐渐演变成今天我们常见的对口相声。
传说朱绍文因为相声说得好，慢慢地名气大了，得到了恭亲王奕訢的召见，“恭亲王十分赞赏，拨给他一份钱粮。蒙古族罗王也很赏识朱绍文的技艺，聘他每天进王府献艺，按月发给钱粮。后来，朱绍文用积蓄买了房屋，定居在地安门外毡子房。”[11]草根出身的人一旦领上了国家工资，就等于从精神上被招安了。
再后来，传说朱绍文领着一班天桥艺人，在慈禧太后的60寿辰上紧做文章。慈禧太后一时高兴，信口封了他们一个“天桥八大怪”的名头。这班草根艺人得此口彩欣喜若狂，把慈禧的一句随口的玩笑话当作了无上荣耀，成天挂在嘴上，代代相传。
借助统治者以获取话语权力，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避免的俗套。朱绍文和他的追随者们当然也不例外。也许“慈禧之封”只是一段虚构的“传闻”，无论是真是假，这些草根艺人借助了慈禧之封的传说，以哄抬自己的行业身份是无疑的。
据相声界内部传说，作为主事者，朱绍文得了一个“天桥八大怪之首”的名头（其他行业的天桥艺人一般不会把朱排在首位）。这一传说大大地提升了朱绍文的江湖地位，为他建立相声行业奠定了必要的话语权威。
1949年以前，各行会组织无不具有自我封闭的黑社会性质。朱绍文作为一个社会底层行业的创立者，不可避免地要具有黑社会首领的功能，否则，要想在弱肉强食的江湖社会中建立一个行业，无异于蚍蜉撼树。有关朱绍文的传说也许本来只是一种行业内部的、有目的的、“类型化”的虚拟叙事，但是，通过把传说附会在朱绍文这样一个真实的“专名”之上，传说的真实性就通过专名的使用而形成业内的普遍认知[12]。
朱绍文之后，据说还曾有一对以“怪”著称的“老少万人迷”。老万人迷李广义，据说长相丑陋怪异，表演时喜欢惟妙惟肖地摹拟妇女纳鞋、贴饼子、抱孩子以及梳头、洗脸、擦脂粉等日常生活的动作，能说会唱[13]，有点类似今天的赵本山。其孙小万人迷李德钖则喜欢借鉴京剧中武丑亮相“耍眼睛”，一上台黑眼珠乱转，说话瓮声瓮气但吐字清楚，人称“冷面滑稽”，有些相声艺人甚至把他称作“空前绝后的宗师”。此外，以口技著称的早期相声艺人则有“百鸟张”和“人人乐”等，他们都很擅长摹拟各种声音，口技卓绝。
1949年以前，相声界人数少，影响也不大，极少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关注，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载。今天意义上的“相声”一词，直到1908年才偶一闪现在英敛之的《也是集续编》中：
北京供人消遣之杂技，如昆弋两腔，西皮二簧，说评书，唱时调种种之外，更有一种名曰相声者，实滑稽传中特别人才也。其登场献技并无长篇大论之正文，不过随意将社会中之情态摭拾一二，或形相，或音声，摹拟仿效，加以讥评，以供笑乐，此所谓相声也。[14]
在这里，英敛之无疑是把相声当作罕见的新鲜事物来介绍的，由此可见相声的知名度之低。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京津之外，基本上就没什么人知道还有一门叫做相声的曲艺形式。据赵景深回忆，“解放前我在编《俗文学》和《通俗文学》时，所收到的稿件，涉及相声史的几乎没有。尽管有同道研究弹词、大鼓、子弟书、宝卷、单弦……但是，没有一个人，一篇文章是研究相声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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