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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村政与“庄事”：
骥村的村民对于公家（国家）的事与本庄（社区）的事有着明确的划分，他们使用“庄事”或“社事”来指称后者。村政负责的事务由各级地方政府一条线地贯彻下来，主要内容包括常规性的收公粮、收税和各项统筹提留款、计划生育，以及上级临时下达的任务。村政工作的管理者主要有村支部书记（骥村已数年空缺）、村委会主任、会计和妇女主任，其下便是主管计划生育的中心户长。这些都与所有的村庄别无二致。而“庄事”则是所有关涉村社福祉的事物，内容包括天旱时抬龙王祈雨、唱雨戏及一年一度既娱神又娱人的“神戏”，村落中各庙宇的庙会活动和庙宇的修葺。这些民间的信仰与仪式活动在村民心目中是作为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存在的，所称的 “庄事”或“社事”正是就此意义而言。骥村所含的三个自然村与相邻的三个村庄原来是一个“社”，每年办会事都是在一起的。近几年来由于收取戏钱等一些具体的事端纠纷，造成原来“公社”的分裂，现在变成各办各的“庄事”了。
“庄事”的组织实施者是由一个“社头”和数个“纠手”（纠：取其集合众人的意思）组成的一小群人，类似于一个庙会委员会。“社头”一人是每年由骥村的三个居住区即“前沟”、“后沟”、寨子上“轮流出人承当的，“纠手”作为“社头”的助手每个居住区出两人，也是按年度轮换承担的。“社头”与“纠手”要在轮职的一年当中负责村庄各种公共事务，诸如祈雨、“写戏”（请剧团并与之签订演出合同）、谋划安排祭神和庙会活动、收取村民给神上的布施和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戏钱等等。“社头”和“纠手”的工作是对整个村社尽一种义务，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劳动并不求物质回报或有形的“好处” 。我们在调查时恰巧有幸目睹了一次“写戏”的过程，从中可以观察到这些服务于公众事务的人们是怎样行为的。他们一心要达到的理想结果是“钱要少些儿，戏要好些儿”。为此他们不辞劳苦地外出看戏，费尽口舌地与戏团的“写头”讨价还价。他们虽然也认为办这些事“很麻烦，又不挣钱，办好办坏还有人议论”，但无论如何，在他们心目中，这些都是“大伙儿的事”，所以办“庄事”就是办自己的事。
由三个自然村轮流出人承担的“社头”，通常要推举那些“忠诚些的”和愿意为大家办事的人选；“纠手”是一个自然村每年出两人，一人为主，一人为辅，到下一年度辅助的就成为主要的，同时再加入一个新人替换老的”纠手“，逐年类推。“社头”和“纠手”的推选过程完全是自觉、自愿和自发的民间运作，与村政不发生联系，但同时却不乏前村干部参与其中积极谋划和打理各类”庄事“或作为年青“社头”的“顾问”。
在骥村的百姓看来，村政和“庄事”都少不了收钱，但给国家交钱和给神神交钱是非常不同的两类事情。就拿祈雨和给龙王爷唱雨戏来说，在差不多是靠天吃饭的境况中，这是关系到一年生计的大事，他们解释说：“在这儿管雨的神是最重要的，龙王是受苦人的头；祈雨是天旱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可知从当地人们的生存状况出发，对神明的心态和行为既可归结为一种民间信仰，更是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生存技术。
3. 价值判断与行为规范：
小桥滩，座落于村庄的三个聚居区――前沟、后沟和寨子上的中心位置；因有横过小河的石桥而得名。作为村落标志的两块石碑、每年演戏的戏台和公社时期的供销社、大队部都位于此地。小桥滩是骥村社区的公共活动中心与信息中心：一年一度的雨戏在这里上演；庙会、节日等各种群体活动也是在这里集合、出发；平日里除去农忙时节和恶劣的天气，这里经常聚集着一堆一堆的村民，而且分为老人们、婆姨们和青年人的不同圈子；人们在这里交换着村落生活和外面世界的种种消息，也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褒贬。作为社区公共空间的小桥滩，同时也是一个评论的中心。
骥村人有一种关于“人气与铜气”的说法，他们经常会评价说这个人有“人气”或那个人没 “人气”。所谓“人气”是对社会声望的正面评价，说某某有人气，是指他或她为人正派、实在，在人际、家庭和村庄的各种关系中行为得体，既懂礼又懂理，有好人缘，“上边也信任你，群众也信任你“。而且“你有人气以后就有人抬举你，有人抬举就说明你有铜气。有铜气并不是指有钱，而是说你这个人周转现金很容易，有信誉，借两个钱人家敢给你借。如果这个人不务正，做些胡事，赌博啊，偷啊，群众没人抬举你，你用两个钱也没人敢借，贷款也没人敢给你贷，这就是人气没人气，铜气没铜气” （见访谈记录yjg008mrt-2）。因而所谓“铜气”也并非仅仅指有经济实力，其实是指一种得自于人品和能力的信誉，有人气的人在需要的时候，能得到别人的帮助，没钱也能借到钱，个人力量小也能办成事。一个人如果在众人心目中被视而不见或遭到厌弃，就“人气”、“铜气”皆失，成为与整个共同体格格不入的人。用骥村人的话来说，“铜气和人气并排走着了”。
鉴于上述评判标准，我们便不难理解骥村人为何那么注重“做生活”的态度和能力，为何在各种交换关系中尽可能地不亏欠对方甚至多付回报，以及为何视“庄事”为公益，在其中尽心尽力。
对骥村人而言，抬龙王祈雨和问病求药的仪式都与其最基本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因而可将其视为一种生存技术。通过这样一套技术、程序，他们得以与神明沟通，使其助益于自己的生活。于是人们对于神灵就不仅有虔诚、尊崇、祈求，也有许诺、利用、愉悦、操弄乃至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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