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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关注精英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命运
如上所述，塞勒尼等人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特点之一是以关注精英的自上而下视角为主，这取决于他们对中欧“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特性的基本判断——“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宽泛界定的知识阶层来倡导的，该阶层致力于资产阶级社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事业”。他们声称自己重要的分析策略之一是相信行动者的社会属性、他们的阶级能力，以及在他们之间彼此斗争的历史或然性结果，其旨在对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即精英进行比较研究。塞勒尼借用了布迪厄三种类型资本的理论，将后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分层体系，其中文化资本处于支配地位。具体而言，随着国家社会主义衰退及后共产主义的兴起，政治资本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文化资本的作用逐渐上升；经济资本只能使拥有它的人位居社会等级制的中层；“把资本从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是一项复杂微妙的事业”，而只有那些拥有丰厚文化资本而且有能力“转轨”的人（在前共产主义中有头衔的技术官僚派系或前异议知识分子），才能在转型中居于社会等级制的顶端位置，而正是这些人打造了“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塞勒尼等，2006，42-45）
在麦克?布洛维眼中塞勒尼等人显然是“精英论”者，在他们看来，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握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官僚和前异议知识分子。布洛维对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不满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批判视角的丧失，二是阶级观点的缺失。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更为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作用 (Burawoy, 2000)。
布洛维的具体指责之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塞勒尼对剥削和支配的忽视：“新古典社会学”是一个既没有资本积累也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责之二在于，塞勒尼等人对从属阶级的忽视：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的妥协奠定了支配阶级之间联盟的先决条件。“新古典社会学”没有把阶级当作以“剥削”为核心机制的一种关系来看待，所以它虽然也分析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但基本上未把底层纳入分析对象之中而仅把眼光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身上——而事实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可以没有资本家，但是不能没有工人。”布洛维的贡献至少向我们提示：面对“第二次大转变”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角色和作用，而且更要目光下移，关注社会底层，即那些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沈原，2006）。
不难看出，塞勒尼和布洛维都关注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及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但其视角却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别。从这一角度来看，孙立平及其清华社会学同仁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有着明确的“底层视角”。从多年来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可以看到，农民、失业下岗工人、新失业群体、流动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一直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孙立平清楚地意识到，苏东市场转型的基本特点是经济转型伴随着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断裂，这样就为政治因素、正式制度、上层精英等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在研究这种市场转型的时候，研究者关注上层精英的作用，关注精英替代与精英再生产以及这种替代与其拥有的资本类型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之非常不同。由于市场转型的许多具体过程是以“变通”的方式进行的，这就给下层官员甚至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使得他们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新的创造。因而研究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就不能不关注他们的作用。
之所以注重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因为市场转型的实践逻辑往往是在那里产生的，也往往是从那里体现出来。这里涉及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意义何在？从日常生活的视角面对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也意味着对正在形成的底层社会的关注。如果将目前正在发生的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看作是与波拉尼所说的“大转变”具有同样意义的社会变迁的话，不涉及普通人在这个过程中的状态和作用，对这个过程的理解就不会是全面的。换言之，市场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还是只涉及社会精英的过程？对于底层社会的研究，无疑将会丰富对市场转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迁的复杂性的理解。
准确地说，孙立平的研究视角并不仅仅是强调“自下而上”，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两种互相对立的视角。在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中，如何看待改革的利益与代价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是改革的动力？谁获取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谁承担着改革最沉重的代价？巨大的社会不公正是如何出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是社会分层还是阶级形成？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仅仅有向上看或向下看的眼光所能看清的。在社会结构分析上，应该说孙立平关注的既不是精英以及谁支配社会，也不仅仅是工人或底层的状况，而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而社会断裂即由此而发生。
通过对人们共同关注的一系列社会热点、重点问题的分析解释，孙立平尖锐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走向是两种表面相互矛盾的趋势的交织，一个趋势是社会分化的不断细化；一个趋势则是细化的碎片不断聚合。在此背景下社会结构一系列重要变化的表现就是，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且失控，两极社会基本形成，社会结构出现多方面断裂，一套原来未曾有过的社会生活运作逻辑开始出现。
断裂社会所体现出的巨大的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如果以社会转型比较研究的眼光来看，其形成的无疑是坏的市场经济或坏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中则形成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以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或社会底层。前者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不仅聚集起大部分资源和财富，而且其间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能够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诸如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对公共舆论和话语形成的影响、造成弱势群体对其的依附关系等等；而与之对应的是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其主要构成部分为少数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且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能发出的声音却十分微弱甚或全然无声。这个弱势群体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贫困人口，他们主要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他们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可以说他们集中体现了“社会断裂”的结构性特征。
弱势群体的存在和特征表明社会的结构性断裂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开始凝固，这即孙立平所提出的分层结构的定型化。所谓定型化有这样几重社会学含义：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例如体现在居住区域、消费、教育及审美品味等方面的区隔；第二，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我们感”与“他们感”成为群体或阶层认同的基本因素；第三，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减少，底层群体几乎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第四，社会排斥和阶层的再生产，如教育等阶级再生产机制的不平等。弱势群体的全面弱化和弱势的不断再生产，成为中国社会最突显的社会危机。断裂社会所特有的社会运作逻辑是权力决定资源配置，因而必然造成赢者通吃、强者通吃的结果。强势群体之所以显得过强、超强，是因为弱势群体的过弱。这种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石头与散沙”结构对于不同阶层的行为会有重要影响，即存在着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危险。
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命运关注社会转型有可能对西方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提出挑战或有所推进。许多社会学研究者试图将公民社会理念用于中国社会，或努力发现中国改革过程中公民社会的形成，这无疑是良好的愿望或理想的期许。但是，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应该是谁的公民社会？什么样的公民社会？孙立平所分析的精英联盟和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过程可以说是对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的中国式讨论。
和谐社会并非没有利益冲突和复杂矛盾的社会，而是能够进行不同的利益表达、建立起利益均衡机制、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进行利益博弈的社会；这里的上限是利益的表达，底线是社会的稳定。而使真正意义的利益博弈成为可能，必须有关于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建立博弈的机制和规则。这当中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国家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的角色，即政府的超越性与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也就是政府与广大人民站在一边、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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