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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刘三妹歌仙传》原题《西山仙女寨》
由民国《贵县志》称曾光国“凡遇一丘一壑，或纪以诗，或题字镌石，虽不工，亦韵事也”可知，曾光国的文字水平尚未达到“工”的地步。那么，《古今图书集成》所录《刘三妹歌仙传》的两篇异文，很可能有一篇是“虽不工”的原文，另一篇则是润色加“工”后的异文。
对两篇异文逐字比对，可以发现全文改动共29处。下表仅抽取最前五处及最后五处，相信读者对于孰工孰不工即可一目了然。（表1）
表1第29处在异文一被删除，这是因为该议论不符合《古今图书集成》对“外编”的定位。“外编”主要用来“收录该事该物的荒唐难信、寄寓譬托之辞，臆造之说”，而第29处的议论却是基于“信实”的态度，因此编者将这段“以垂不朽云尔”的话直接给删了。这是编辑体例决定了的，很好理解。
经由异文比对，明显可以看出异文二比异文一更“工”一些。比如第5处，“有声乌然，若继若续”，在语感上就比“有声呜呜然，若断若续”更工整爽口。又比如第28处“予于斯益信”句，文章通篇以“余”作为第一人称，可是异文一在此处突然改“余”为“予”，当是“不工”的表现之一，足可见作者驾驭篇章的能力还是略逊一筹。根据“后出转精”的原则，我们判定异文一为原始文本，异文二是修订本。
手中拥有这篇文章的只有两个人，吴淇和曾光国本人。吴淇手上那篇已经被孙芳桂洗稿用掉了，这篇文章除了李彬和曾光国的《贵县志》，不大可能还有其他出处。进一步我们只能推测，《古今图书集成》两次收录此文，均源于《贵县志》。这样，我们就得看一下，《古今图书集成》“浔州府部艺文”为什么要对原文做这么多修改。
《古今图书集成》启动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即已编成初稿，但是迟迟没有付印，直到雍正六年（1728年）才印制完成，历时27年。之所以拖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因为主编陈梦雷“招摇无忌”。雍正认为陈梦雷的编校工作干得不用心，中途决定换将，他在集成卷首序言中说：“（集成）卷帙浩富，任事之臣，弗克祗承，既多讹谬，每有阙遗，经历岁时，久而未就。······特命尚书蒋廷锡等董司其事，督率在馆诸臣，重加编校。”对于如何编校，雍正也有具体指示：“着九卿公举一二学问渊通之人，令其编辑竣事，稿内有讹错未当者，即加润色增删，仰皇考稽古博览至意。”
蒋廷锡领旨之后，召集人马着手“润色增删”，据说当时参与“重加编校”的工作人员达到80人之多。这些人领了皇帝旨意，无论如何也得干点活才能交差，于是修修补补，将我们看到的异文一润色成了异文二，甚至将标题也改了。
《西山仙女寨》应该是此文原题，但是，这样的标题看起来更像“山川典”或“山川考”类目中的标题。为了使文章更符合“艺文”特点，编校人员一方面将标题改成了《刘三妹仙女传》，一方面又保留原题“即《西山仙女寨》”；为了呼应新标题，他们还将文章开篇第一句“刘三妹者”改成“世传仙女刘三妹者”，以突出“仙女传”的主旨。
结语：曾光国系列母题的经典化
现在，我们借助场景想象，还原一下这篇经典文献的成稿与传播节点：
（一）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明节，贵县才子曾光国陪着知县杨必祯等人，到西山去现场体验三月三歌会及祭祀活动。
（二）在朋友家里，朋友的八旬叔祖给他们讲了一大堆关于歌仙刘三妹的身世故事。客人们都很有兴趣，知县杨必祯还即兴赋诗一首。
（三）后来杨必祯调任华亭知县。1663年，浔州推官吴淇来到贵县采风，会见当地文人才子。曾光国把他的西山游历讲给吴淇听。为了使讲述更切近、更生动，曾光国把五年前的所见所闻说成了当年清明节的采风活动。
（四）吴淇非常有兴趣，请他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五）曾光国向吴淇提交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刘三妹信仰的综述《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体现了他本人对于刘三妹歌仙信仰的总体认识；一篇是关于刘三妹传说的调查《西山仙女寨》，主要体现了西山村民对于刘三妹的认识。
（六）吴淇回到浔州，向领导孙芳桂汇报工作，陈述自己想编一部《粤风续九》的想法，同时向领导约一篇稿子。领导外行，有点为难，吴淇就拿出曾光国的调查报告，说：“我这里有一些材料，要不您参考参考，在这个基础上整点啥？”孙芳桂于是将《西山仙女寨》掐头去尾，把山村老头的故事内容改装了一下，后面再添上一大段自己对于“今粤人会歌”的理解，整出一篇《歌仙刘三妹传》交给吴淇。其中很有趣的一点，他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跟刘三妹的故事是一样的，祝英台摆下歌台，千百人无人能敌，只有梁山伯能对，“两人夹江互相和，不寝不食，以至于久而化为蝴蝶”。
（七）吴淇将领导的文章置顶首发，把曾光国的综述排在第二篇。吴淇为了照顾各路关系，在编排上花了很多心思，尽可能把对这项工作略有贡献、略有帮助的同人全都排进书里，吴淇本来计划当年就把书印出来，但因升任镇江府海防同知，到镇江后才付诸实行。
（八）《粤风续九》刊印之后，吴淇广泛寄赠同好，请求大家评论和转发。“《粤风续九》在问世之初，主要依靠文人之间的相互传诵、转抄等形式流传的。”
（九）借助吴淇的《粤风续九》及其推广，孙芳桂《歌仙刘三妹传》以及曾光国《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中间的内容，经由王士禛《池北偶谈》的推介，以及屈大均《广东新语》的改写，遂大行于天下，成为今天刘三妹研究最早、最权威的经典文献。
（十）曾光国对于外界的“‘粤风’热”是不大清楚的。过了几年，他和李彬合作，编纂一部《贵县志》，顺便把自己的诗文，包括《西山仙女寨》，以及朋友的诗文，还有许多当地文人颂扬他乐捐善行的文章都编了进去。
（十一）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的“古今图书汇编工程”吸纳了李、曾《贵县志》中的许多篇章，这也使李彬和曾光国成为《古今图书集成》中曝光率最高的贵县人，杨必祯的诗文也因此被收录十余篇。其中曾光国的《西山仙女寨》分别被收录于“浔州府部·艺文志”和“闺奇部外编”。
（十二）雍正下令撤换《古今图书集成》主编陈梦雷，命蒋廷锡召集人马对集成初稿进行“润色增删”。在这个润色增删的过程中，“职方典”的编校人员将《西山仙女寨》改成了《刘三妹歌仙传》，并将之误录在浔州知府张尔翮名下。
由于《古今图书集成》一般人无从得见，这篇文章罕为人知。民国《贵县志》卷二略微提及《古今图书集成》中有这么一篇文章，1931年陈志良《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曾部分录出。1978年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等20所高等院校中文系协作，编辑了一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作为教学、科研的通用参考书。1979年，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负责选编《〈刘三姐〉专集》，收录了署名张尔翮的《刘三妹歌仙传》，并且在文末注明“录自《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1440卷，浔州府部艺文二之五”，此文自此大行于天下。
清代以来的刘三妹研究，以及民国以后的歌谣研究，对于刘三妹身世的介绍，全都直接或间接地脱胎于孙芳桂的《歌仙刘三妹传》以及曾光国的《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以屈大均《广东新语》为例，其“女语·刘三妹”只是将上述两篇文章缩写为一篇，再将地名广东化而已。民国以后的学者虽然大多数人并没有直接读到这两篇文章，但也从王士禛和屈大均等人的著作中间接承袭了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我们知道，孙芳桂《歌仙刘三妹传》是直接脱胎于《西山仙女寨》的，所以说，现在学者谈论刘三妹，无论取材于吴淇、孙芳桂、张尔翮，还是王士禛、屈大均，论其史源，本质上都是来源于曾光国。可以说，目前所有“刘三妹传说历史化”的观点，基本都出自曾光国，曾光国才是刘三妹传说研究的头号“祖师爷”。
曾光国的两篇文章，贡献了刘三妹传说中的一系列经典母题。出自《西山仙女寨》的母题如：歌仙、女神童、唐中宗年间、神龙中、七岁好笔墨、十二岁通经史、和歌者终日填门、白鹤少年、张伟望、筑台而歌、观者如堵、三天三夜、登山而歌、七天七夜、十七岁坐化、俱化为石、至今风清之夜犹闻歌声。出自《始造歌者刘三妹遗迹》的母题如：始造歌者、往来两粤间、咸谙各地方言、依何种声音作何种歌、刘三妹洞、白鹤洞、信众祀刘三妹于洞中、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兵后遭毁、呼之辄应、风水先生琢石去嘴。一经梳理我们就会发现，清代以来的刘三妹研究，基本上没有超出曾光国提供的这个母题系列。
经由我们对刘三妹故事的搜集、整理与传播史的梳理，可以看到，从地方到中央，存在着如“西山叟—曾光国”“曾光国—李彬—杨必祯”“曾光国—吴淇—孙芳桂”“吴淇—王士禛—屈大均”等不同层级的文化圈。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圈层的交叉重合，达成了有效的双向流动。另外，地方性知识借助图书流播，实现了跨圈层、跨时空的文化流动，来自偏远地区的个人著述，经由国家图书集成的刊刻和保存，将地方文化纳入了民族国家的大文化体系。
清初的贵县虽然还是经济文化相对闭塞的地区，但正是因为有一批类似于李彬、曾光国这样的地方文化英雄，游走于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实现了有效的文化转译。曾光国家境富裕，乐善好施，亲山乐水，交游广阔，尤好诗文与书法，在民族地区无疑充当了一个优秀文化转译者的角色。通过他的游历、书法、诗文，将精英文化普及到偏远的民族地区，同时，又将源自民间的俚语、歌谣、传说，转译成流畅的文人话语，通过文人交游，以及《贵县志》等文集的传播，为精英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源头活水。曾光国所记录和塑造的歌仙刘三妹形象，已经作为一个永恒的民族记忆，深深地刻印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史中。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2年第3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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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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