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笔谈·座谈

　　二、福田以及菅丰时代的日本民俗学

　　施爱东：福田老师是第二届的民俗学学生，作为第二届的学生，你们受到了哪些民俗学的训练?

　　福田：我是1959年进大学。东京教育大学1958年就开始招收民俗学的学生，民俗学的老师们对于进入大学教育体系的民俗学学生也没有足够充分的经验。当时的民俗学教学是非常朴素的。当时人文科学的教学分成讲义和特殊讲义两种，简单地说就是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特殊领域的具体问题的教学，还有一些地理学、社会学的教学，另外就是实习和实地调查。

　　施爱东：在上次东京大学菅丰主持的“超越福田亚细男：我们能够从‘20世纪民俗学’实现飞跃吗?”会议上，我看到民俗学会的女性会员们都很崇拜福田老师。另外，我在翻阅柳田国男先生的生平画册时，也发现很多女性崇拜者围绕在柳田先生身边。我想，在日本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崇尚男神的传统?日本民俗学会女性会员在日本民俗学界起到了一种什么作用?

　　福田：柳田国男身边聚集的学生基本上以男性为主，他当时有一种想法：女性的问题由女性去研究有一定的有利条件，或者认为女性能发现一些女性独有的问题，然而女性研究者进行民俗研究的机会不是很多。当时他发起成立了一个女性会，跟后来的女性民俗学会有点关系吧。大概是在战后，有一段时间认为女性研究，以及女性研究者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女性研究者在大学里很难得到研究职位，所以就成立了女性民俗学会，一个女性民俗学者的组织，它对日本民俗学的发展作用还是挺大的。

　　施爱东：现在的女性民俗学会和女性民俗学者一般会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和研究?

　　福田：很难说她们具体在做什么，她们编杂志，开研究会，她们的成员在大学进行学院派研究的几乎没有，有点业余研究者团体的性质。基本上她们做的也是正统派的、一直以来民俗学界所关心的问题，最近也开始有人关心民俗学里面的性别研究。

　　施爱东：再问一个比较个人化的问题。听说福田老师在东京教育大学改为筑波大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这事跟民俗学有关吗?

　　福田：跟民俗学没有关系，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施爱东：菅丰能够去东京大学执教，是因为他的人类学做得好还是民俗学做得好?

　　福田：菅丰能够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是因为他的中国民俗研究成果比较大，基本上还是以民俗学学者的身份，在日本认真做中国民俗研究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施爱东：在柳田国男时期，基本上不做跟中国民俗有关的研究，日本民俗学界跟中国民俗学界的合作是到了第二代民俗学者才开始的?

　　福田：好像如此。中国学者当中在日本待的时间比较长，对日本文化非常精通的应该就是周作人。如果连周作人都没有跟柳田国男有什么交流的话，基本上两国之间的民俗学界应该没有什么交流。

　　施爱东：钟敬文先生1930年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两年，柳田国男的一个学生跟钟敬文通过信，编乡土研究，钟敬文本来想通过他认识柳田国男的，就在他来日本时，那个学生就去世了。福田老师有没有问过钟先生，他为什么没有见到柳田国男?

　　福田：我没有问过钟先生。但当时的情况好像不大适合见柳田国男这样的大人物，钟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好像有写到。

　　施爱东：日本第二代民俗学者与中国民俗学者的合作是从福田老师开始还是从宫田登先生开始?

　　福田：不是从我开始，最早应该是从伊藤清司开始的。伊藤是做中国研究的学者，他虽然是个民俗学者，但不是日本民俗的研究者。他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中国，中国民俗学界也希望从他那里了解日本民俗学的一些状况，他就介绍了日本民俗学的一些情况，比如柳田国男等等，他本人是做中国研究的。

　　施爱东：说到伊藤清司先生，随之想到另一个问题，在日本民俗学界，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是怎样一种关系?

　　福田：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一个部分，可以这样讲。做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与做民俗学的学者，他们之间是这样的关系：做民间文学的学者也有做民俗学研究的，但在民俗学之外，他们有些人可能不认为自己在做民俗学，比如口承文艺。两者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各自属于自己的部分。

　　施爱东：那些做口承文艺研究、做歌谣研究和民间故事研究的学者，他们另外还有其他的学术组织吗?

　　福田：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人员构成上与日本民俗学界有不相重合的部分。比如这位叫做高桥的，他是做民间故事研究的，他不把自己当做民俗学者，他把自己放在文学领域。在日本做口承文艺研究是比较边缘的。

　　施爱东：福田老师最初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要跟中国民俗学者合作?到中国去做调查，为什么会选中浙江?

　　福田：最初我是去贵州，应该是1980年代中期。当时去中国做汉族调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基本上得不到许可，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在那之前就有人类学、民俗学的人在做，可以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做，所以最初选择了黔东南的凯里一带。我自己也想去看看中国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当时因为有别人也在这个地区做过，就跟人去，像搭便车一样，结果我们反倒成了调查的主力。当时调查过的苗族村落后来都成了观光地。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位中学的英语教师被选派担任外事工作，后来这个人就参与了观光开发，比如民俗村什么的。

　　施爱东：福田先生在浙江持续做了20年的田野调查，前前后后大约有六次，为什么每次都选取不同的地方?

　　福田：实际上是在上海做了一次调查，在浙江五个地方做了调查，总共六个。应该是1990年吧，刚开始在浙江和江苏两个地方做调查的时候，交通上不是太方便，后来江苏就不再做了。当时整个大背景是这样的：在贵州、云南、广西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边缘一点的地方日本民俗学者去做调查的很多，我们觉得选汉族居住区做会更有学术意义。当然我也不是想做比较研究，但还是有意选择了一个稻作文化的地区，看看中国的稻作文化是什么样的，劳作情况是什么样的，就选择了以稻作文化为中心的两个省，最后集中到浙江。之所以选了浙江，还有一个个人的原因就是，当时我想看中国的东西，但到了北方之后，很不适应，灰蒙蒙的，还是选择去水多的地方吧，北方农村跟日本农村相差太远了。在浙江做的时间长了以后，认识的人也多了，慢慢有些亲近感，人际关系会比较好，所以在浙江一直做到现在。当时我在千叶县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那是当时日本最大的民俗学研究机构，有13位民俗学研究者。作为日本民俗学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我们必须要成为海外交流的窗口，首先要跟中国有交流。后来我们去了北京，见到钟先生，也见到张紫晨先生，张紫晨先生当时负责民间文学研究室，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中国调查的计划，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施爱东：福田老师在中国的调查，现在已经出了五份报告，加上这次的田野报告，后面还有什么进一步计划没有?福田老师会不会像柳田国男先生那样，再把这些报告归纳、总结、分析，做一些整体性的分析研究?

　　福田：现在还没这个计划。这20年有很多人参加了中国浙江的调查，这些人也有自己的一些成果，以这个调查为出发点，进行真正的中国民俗调查研究的也不少，但我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研究的计划。

　　施爱东：当年跟随福田先生一起做调查的中国民俗学者，很多成为了现在民俗学界很有成就的学者，比如巴莫曲布嫫等一批中青年学者;而当初跟随福田先生一起做调查的日本学者在日本民俗学界似乎并不十分活跃，这些学者现在大都去了哪里?

　　福田：在这20年的调查里，成长最显著的应该是菅丰。参加调查之前，菅丰对中国的情况基本是一无所知，在调查之后，这个中国研究成为他个人学术研究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个是渡边欣雄，他原来也是做中国研究，但他只是局限于在台湾调查，对大陆的东西很不了解，参加这次调查之后，对大陆的情况有了了解，因为这次调查，还得到机会去北师大待了一年，现在在日本算是比较权威的中国民俗研究者。

　　施爱东：站在福田老师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日本民俗学界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福田：问题很多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力量正在衰退。民俗学这个学科，它的研究有什么作用?通过研究能得到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我们已经看不到民俗学这个学科的前景。具体说来，民俗学没有新的方法产生，从柳田国男开始使用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没有新方法的情况下，很多民俗学者看不到民俗学的未来。

　　施爱东：我看了福田老师对柳田国男的反思。我在想，福田老师自己对于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这三位一体的内在结构有非常严格的限定，会不会因为这个结构过于严密、过于封闭，反而限制了民俗学研究范畴的拓展?

　　福田：日本的民俗学是从在野的学问发展而来的，作为一个在野的学科，民俗学可以很大方，可以很朴素或者很暧昧，而一旦进入大学，进入学院派体系之后，你要成为一个可以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学科、要跟其他学科进行对抗的话，你就必须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系统和定义。所以，我认为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一个严密的结构和系统是很有必要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事实上，把学科进行一个限定之后，确实可能把原来很宽广的世界给压缩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反思，一方面也是不得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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