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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在Psychology：The Briefer Course一书中写道：“我们用来划分、区别、确认大量不同话语主题的工具叫做概念……每个概念的行为来自于被我们注意力挑选出的、由世界呈现出来的思考物质集合……概念功能实现完整，需要思维不仅仅说出‘我的意思是这个’，还要说出‘我的意思不是那个’。”[11](299)在詹姆斯的实用模式中，概念应该对处理现实有用。概念依靠定义以分类的方式指出所有的实体、现象和关系。一个概念可能会从许多的感觉中抽象出来，但这只是它的起源。关于它的意义，詹姆斯提出了“实用规则”，指出概念的意义通常存在于人类经验进程特定的差异当中。
一个问题客体通过它与其他各级的关系形成问题，正如詹姆斯所说的，问题借助于它与其他客体的关系而存在。这就与韦伯的观点形成了反向互补。如果在韦伯看来新科学视野由问题的关系来确定，那么詹姆斯则关注客体间的复杂关系和不确定性如何形成问题。客体和问题都是关系型概念，它们自身之间都相互联系。
詹姆斯不屑于唯名论和概念论之间形而上学的争论，在他这里，理论只是研究事物的工具，而非答案，真理和意义应被看做一种自然的过程而非结果。他认为，“我们认为的意义是独立的、特殊的、不定的、问题的、普遍的以各种方式的混合”[11](232)。在他的实用主义模式中，与其陷入关于问题“正确”与否无休止的讨论，不如转向对问题对错所依赖基础的重构。如杜威在Essays on Experimental Logics所说的，关于思维的客体如何变得问题化，每种“事物”都有其焦点和情境。杜威指出，“反思来源于经验状态下出现的不协调事实”[12](7)。反思的下一步是对这一状态的分析并将其化为基本元素。杜威的试验逻辑与试图对逻辑思维与感官物质进行调和的理想主义逻辑有何不同呢?
在杜威看来，思维不仅仅是动态环境(dynamic milieu)中的实践，它同样也是由环境中的不协调引发的行动(action)。它的作用在于纠正导致现实中某种断裂(disruption)的因素。为了实现其功能，思维必须与环境建立动态的联系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杜威进一步为思维指派了任务，即重构“意义的丰富性”(richness of meaning)。因此，思维作为一种动态实践，其角色在于使运动状态中的意义和现实之间的不协调趋于平缓。思维脱离其实践就什么都不是。而理想主义逻辑在杜威看来，将意义极端化为经验当中现成的特质，是一种完整的、彻底的系统，在此系统中的各种关系往往是不证自明的。[12](12)重点在于反思在当下特定的角色被忽略了，反思应与实践同步，而不是事后的某种补充行为。杜威假设，思维的起点，既不是一种理性的绝对力量，试图在与人类经验状况强加界限的斗争中完全地自我实现，也不是来自于人类的“思维”具有“理解”的任务这一事实。
杜威是在“做了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的意义上讨论思想的。这当然不同于黑格尔绝对的理想主义以及理想主义的辩证法。辩证法是关于意识、反思和关系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构成了人类关系的本质，人类关系的本质在其双重表现中是用来理解人类为自己与他者“社会—历史”关系创造出来内容的观念形式。辩证法的工作是去分析“社会—历史”概念的形成。因为，如果辩证法构成人类关系的本质，并且作为一种理解方式构成理解人类关系本质的形式，那么辩证法必须有能力理解人类如何理解自己。辩证法意思是：自我理解的逻辑是通过媒介的结果及对过去的社会—历史关系的调解。社会—历史关系的复杂性超出任何个体的理解。然而，社会—历史关系可以在它们于观念术语中的自我形成中加以理解，也就是我们用来协调对社会—历史关系客体感知呈现方式的概念。理解在辨证法中是概念自身的活动。
相较而言，杜威想要使意义和知识的客体保持分离;“如果我们因为将知识的存在性工具误认为是其真实客体而混淆了前提条件，那么自然、生命和社会中的所有差异都将会被迫成为‘整体与部分’自然事物的例子”。杜威在这里关注的是思维的特殊性。“所有反思性问题和操作都在涉及某些特定状态的情况下产生，并且在其自身的场合下服务于特定的目标。”[12](42)从工具理性的观点来看，“尝试脱离经验积累过程中已被占据的特定位置和特定部分，来探讨思想的前提、材料、形式及目标，即是达成一种由极端无意义导致的无关对错的结果，因为这些结果是不考虑界限的”[12](44)。杜威反对纯粹的思辨，实践永远处在具体的道德情景中，并且要时刻面对非理性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
同样，我们说当下(the contemporary)是一种概念和探索方式，即是说，它是一个用来处理现实问题的术语(概念+词语+指称)，它是从现实的现象以及可以用特定方法处理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为处理方法(manner)的问题，在这里需要引用拉比诺Anthropos Today：Reflections on Modern Equipment中的话：“我们如何接近我们正在做的?我们正在做的如何反映出我们如何接近它?”[10](69)拉比诺这一疑问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人类学以田野工作为基础，这似乎为它贴上了经验科学的标签。然而事实上，人类学家“接近”调查对象之后，往往不自觉地将事实抽离出其所属的道德情景。民族志的产生是否意味着为实践封疆划界，这值得我们反思。
在Marking Time：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一书中，拉比诺提供了关于当下如何作为概念和探索方式的指导思想。首先，它不是一个时代性(epochal)术语，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术语，它的用词和概念不涉及时代。一个时代可以理解为对一段历史的总括，例如“现代性”(modernity)。当代作为一个术语指涉的是“浮现”(emergent)。拉比诺解释说浮现可以被理解为“只能被以前的分析或存在实践部分理解或解释的现象”[13](4)，也就是说，这些现象往往是转瞬即逝，无法用系统性的理论把握，而只能在实践中感知。第二，作为对人类学实践概念分支的指引，拉比诺写道：“我认为人类学科学的对象是人类设定之间动态及互构的联系，以及一段时间内断裂部分的知识。”[13][4]这一人类学思维方式的转变看似抛弃了对知识整体性的把握，实则把认识对象看做是与当下相契合的，因而更接近“真实”。
作为当下人类学从概念向实践的转化，拉比诺强调了两个重要的概念。首先是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问题化”是福柯留给我们的概念工具之一，用来分析他所说的“当下的历史”。拉比诺和贝内特在ArsSynthetica：Designs for Human Practice一文中提到了问题化，“在这个项目中，一种对过去的特定理解为展示当下的可能性提供了方法，并由此展现出更开放的未来”[14]。这与传统研究方式的差别在于，其中涉及的各种客体对象、行动规则更具流动性。人类学家不再是某个“问题”的俘虏，而是通过在实践中不断生成问题来拓展研究体系。
拉比诺和贝内特通过参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赞助的生物科学中心的人类实践(Human Practices)项目发展了上述的研究视野。这一项目中，来自工程学、化学、数学、生物学、人类学、法学及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多项研究计划出台，试图通过相互交叉合作，寻找解决当今世界问题的生物学方法。同时，合成生物工程研究中心(SynBERC)在UC Berkeley成立。拉比诺、贝内特等人的工作是设计和发展合作实验(collaborative)，以解决合成生物学、伦理学、人类科学、政策制定等方面的问题。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为合作实验的实践提供了机会。标准的方法已经试图站在科学工作之外或“下游”的位置来预测新的科学发展如何影响“社会”。类似的例子有Human Genome Initiative以及ELSI项目(ethical，legal，and social implications)[15]。相比而言，拉比诺和贝内特的人类实践(human practice)模式从行动伊始便促进各个领域和观点共同生产，而不是做事后阐释。合作实验的价值在于建立一种协同和反复的结构，在此结构中遇到的各种挑战、问题和获得的成就都可以更加清楚地进行规划并得到有效评估。SynBERC项目中对于科学的思辨性(speculative)思考不同于在哲学会议中进行的独立实践，或是以在“科学”或“社会”这类固定层面间发挥桥梁作用。相反，其中的思考起到为科学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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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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