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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作为一个彝族后生，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聆听李仕安老人讲述那些与彝族社会文化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从2007年5月l一3日首次在雅安拜访李先生，到2012年8月10日和9月16日在成都再访李先生，又到2012年11月21日着手整理和撰写书稿，再到2013年6月20日一2014年5月26日期间在成都多次补充访问李先生，并经由他本人两次及其外甥吴朝进先生次亲自审核。本书的撰写之所以拉锯战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实在由于笔者获得了联合国性别基金资助《探索本土资源参与性别权益受损防范干预模式》、世界银行中国发展市场资助《凉山彝族农村妇女手工艺绣品参与市场营销能力建设》、加拿大城市发展与规划基金资助《农民工输出一输入地劳动维权联动和公共参与机制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四川彝族社会性别变迁研究》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资助《中德视角的研究与教学对比实践：中国西部环境治理政策综述》五个科研项目需要完成而耽误。其实在这长久，但又无暇顾及撰稿李先生口述历史的时间里，我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祈祷他老人家的安康!期盼他在有生之年可以目睹这份“礼物”!更加恐慌他的高龄可能会使我一失机成千古悔!好在这样的担惊受怕，从今天起注定成为我生命中一段不可缺少的特别回忆。
尽管历时七年追踪访谈，八个月伏案敲击电脑和五个多月反复数次修改校正，终于完成了近30万字的这部《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书稿，并于2014年4月5日征得《受访者李仕安授权书》。但是，我的心中没有丝毫如释重负的感觉。相反，李先生所讲述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以及一些尚未记录在本书中的故事，不断萦绕我脑海，无论睡梦里、行走时，久久挥之不去。我深刻体会到彝族社会文化发展现状来之不易，我加倍珍惜自己今天作为都市彝人的生活和工作。希望其他彝族后生阅读此书后，也有这样的感受。
本书写作的发端、过程和结束，凝聚了多位亲人和朋友的关心。在此，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感谢他们为我提供像李仕安这样的彝族精英事迹和线索!感谢李仕安及其家人的倾心讲述和热情接待!感谢周光华(李仕安二儿子的亲家)无偿提供许多李仕安著述资料用于本书《附录》。感谢刘文辉的孙子——北京大学刘世定教授为本书赐序!感谢民族出版社罗焰编辑看重本书的价值，鼓励林英去完成!
2014年4月15日写于西昌望月楼
·文摘·
尽管当时的雷波彝族社会允许在文化资源方面向汉族学习。但诸如牵涉到保持血统纯正的通婚问题时，依然坚守不与外族通婚的神圣婚姻规则。因此，我父亲不管怎样居住在彝少汉多的村子，抑或是习得了多少汉族知识文化，也必须迎娶山地彝族姑娘为妻。
我外祖父家是姓“吴奇曲比”家支的山地彝族，他们汉姓“银”。他家本是山里居住的彝族，后因经济状况十分殷实便摆脱黑彝统治成为独立白彝，并从山里搬迁出来，在汉地购买土地修建房屋而居。我小时去外祖父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家豪宅前那十几个石头做成的阶梯，其中两侧的护条石板时常被我当成溜梭板玩耍。后来，因彝汉关系发生冲突，继而发展至紧张的境地，乃至雷波城的城门上隔三差五就看见，把那些下山来作乱的彝族人脑袋砍了挂在其上。当时，没有比雷波彝汉关系更紧张的了。记得我家的碉楼上也随时需要预备着枪支弹药，不管是谁，只要夜击者我们一律格杀而自卫。西昌、冕宁和越西等彝汉杂居地区的民族关系那时也十分紧张，因为布拖、普雄等山地彝人经常抢掠汉人。雷波山里居住的一些吴奇曲比彝人也老下山骚扰坝区人的生活，官府和汉民常常把这些事件冤枉成外祖父家与其同伙而为，并责怪外祖父的五个儿子。其实我的舅舅们还烧毁了他们的住房，使其无家可归。我舅舅们与自己家之间的关系也由此而搞得不相和睦，内部矛盾使他们四分五裂互不往来。不得已，舅舅们又只好搬回了山里居住。就这样，我们居住在汉区的格尔家也与他们少有走动，彼此之间逐渐疏远起来。我的母亲汉语不好，她多说彝语，父亲一辈还能说彝语。但是我们兄弟却因居住地的邻里多是汉族而我和哥哥会彝语，弟弟不会，妹妹是在解放后的西南民族学院里学会彝语的。那时在我们的家里，除了母亲还穿着彝族服装外，全家人都穿汉族服装。
我家共有六姊妹，其中五弟兄和一个妹妹，我排行老四。后来。排行老三的哥哥夭折，我们便成了四男一女的五胞兄妹。如今，我两个哥哥和弟弟的后人都居住在成都的龙泉驿;妹妹李秀安与杨代蒂一起都是国民政府时期重庆边疆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新中国成立后，她在西南民族学院学会了新彝文(不懂老彝文)，还担任了雷波民族小学的彝语教师和校长职务，她于2006年去世。
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阿卓兹莫”，即杨土司家的情况。在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于元朝时，兴起了土司制度。我们雷波的彝族，到了明朝才被分封有土司制度。当时，杨代蒂家的祖宗受封为土司，衙门设在雷波县城，开始管理我们这些原始白彝了。那时候没有汉官，彝族都由土司管理。我们也就成了杨代蒂家的百姓了。凉山彝族四大土司之一的“阿卓兹莫”家，后来由我们“格尔”家担任了头人。光绪《雷波厅志·土司志》载：
雷波千万贯长官司于咸丰、同治年间，因其土长助官军作战有功，于同治四年(1865年)复授长官司职，颁给印信、号纸。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长官杨先烈去世，仅一幼女，故由其妻安登良(彝族姓名：沙马铁科阿芝)承袭。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屯殖军通过《废除土司制度案》，将雷波千万贯长官司杨氏改土归流。到20世纪40年代，杨先烈女杨代蒂由重庆学习返回，继承祖业。
我四五岁时，开始随父亲进城去杨代蒂土司家。当时，在她家看见那些黑彝连高凳子都不敢坐，而必须放倒了才能坐。这与泰国等习俗一致，上等级和长辈可坐高凳，下等级和晚辈只能坐矮凳。但我们格尔家的人去到土司家都坐高凳。因为过去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四大土司之下的等级格局为“阿卓莫客依，沙马格伙依，利利百夫依，阿都尼伙依”，即指阿卓土司系雷波杨代蒂家之下是头人最大，而头人当中是“格尔”家最大，指雷波的我们家;沙马土司，指金阳的安学发(彝族姓名“沙马阿勾”)家之下是官百姓最大;利利土司，指甘洛的岭邦正(字国忠，彝族姓名：斯兹尼迪书哈，又称：兹莫书哈)家之下是百户，指甘洛的邓开基(彝族姓名：博氐黑乃子哈)、邓开选(彝族姓名：博氐呷呷惹)以及汉源的李明扬(彝族姓名：里立木纽)家最大;阿都土司，指布拖的都定臣(彝族姓名：阿都日哈)家之下是黑彝最大。因此，前三家之下均无黑彝，只有阿都地区及其以外其他地区的土司之下才有黑彝。但是，彝族地区的这些政治组织多样性特征，后来被一些汉族学者基于当时的政治需求，把黑彝界定得好像他们管理着整个凉山白彝等级，并将该社会定性成了奴隶社会。其实，雷波杨土司家所属地区早已不是奴隶社会，我们家当时也属大地主，也不是奴隶社会的被统属身份。从辈分上来讲，杨代蒂通常称我为四爸。尽管她们是土司，从政治结构上管理着我们，但我们的人身所属权是自由的，并不隶属于土司。土司与其下属白彝的关系，并不像黑彝与其下属白彝之间的关系那样，彼此互为人身统属和隶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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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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