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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别致的民族志：《中国人类学逸史》
人类学田野的调查单位是社区，而社区实际上就是社群。作为这一概念的延伸，调查 一个分散性的文化群体，也可以是人类学田野的调查单位。《中国人类学逸史》[5]的 作者正是将中国人类学工作者作为他调研的群体。尽管作者并没有声称此书是民族志， 但在我看来，这本书就是别致的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
作者顾定国(Gregoy E Guldin)先生是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人类学 系教授，他经过多年的努力，进入了调研中国人类学变迁的田野工作的适宜角色。从20 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就倾心于中华文化的逐渐浸润。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山大学人 类学系任教，后来又在广东进行过几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还会讲普通话和粤语。这些使 他在对中国人类学变迁史进行田野调查时便于参与观察，并在对中国的人类学同行的采 访中更易赢得认同。从“老外”到“老顾”这一称谓的变化，正是这种认同的标志。《 逸史》(简称)中大量的采访记录的引述，透露了受访人答述时心理的松弛和谈吐的直露 。采访的口述材料形成的转述和概述也很信实。田野的口访资料较之文献资料具有较强 的个性。书中可以经常读到受访人很有个性的陈述，这显示作者深谙民族志“传真”之 堂奥。凭借大量生动、真实的调访材料，《逸史》的叙述栩栩如生，并激活了基于文献 资料的冷硬叙述。这本关于中国人类学变迁的著作，因倚重于民族志口头资料而称为Saga，即大量不为人所知的轶事，Saga译为“逸史”，非常达雅。
《逸史》对人类学采用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 这四个分支学科的框架来描述。这绝不是作者以其客位的学术背景来框范中国人类学， 而恰恰是如实地反映了对象的事实原貌和一定的主位心态。老一辈的人类学家不少兼通 人类学的四个分支学科或其中的二三个，如：林耀华教授兼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考 古人类学；费孝通教授赴英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之前，做过体质人类学的调研；林惠祥 、梁钊韬教授都兼通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如果以单一分支学科来描述中国人 类学，那将会顾此失彼。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许多中国人类学者像游 鱼似的，从某一分支学科被“污名化”的河流遁入苟且生存的另一分科的河流，如果人 类学不涵盖四支分科，许多人类学家就会“失踪”于文本。《逸史》描述的中国人类学 四个分支学科及其综合研究，是已验证有效的学术传统。官方设定的学科分类与实际运 作的学科关系，不是因果的宿命，而应该是相互协调的关系。
梁钊韬教授学术活动编年是《逸史》的主线，作者因对梁先生进行“过多的叙述”而 有担心被误解的顾虑。其实，以民族志文本的角度而观之，恰恰是有梁先生的生活史、 学术史的聚焦，中国人类学变迁过程才是其一以贯之的典型表现。中国太大了，其人类 学史又如此庞杂，以点概面的研究必受质疑。然而，《逸史》把梁先生这一“叶”置于 中山大学人类学这一棵“树”上，再将中大人类学之“树”放在中国人类学之“林”里 ，这种多层次的“景深”既微且宏地展示了中国人类学变迁的全景长卷。处理“叶”与 “树”的叙述关系易，而处理“叶”与“林”的关系则难。为此，作者以叙述梁先生生 平片断的六个“焦点”的引子作为串联全书的佳构。《逸史》的副题为“从马林诺斯基 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这是对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人类学变迁作三段划分的象征点 明，简约的象征使繁杂的学术史朗然。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开辟的河道塑造了中国人类学 的流相，把中国人类学放置于社会历史的大场景中，并揭示其关系，中国人类学的变迁 由此获得了历史的解释。书以1986年“梁先生七十寿辰”的场面开启，而后倒叙，末以 其“墓志铭”归于沉寂而隽永。人生易老，岁末叶凋，但中国人类学因其延绵的群体而 不绝如流。作者把对中国人类学历史河流的审视目光投向现状和未来。最后部分的“人 类学中国化”和“对中国及全球人类学的一些观察”这两章，既是对中国人类学变迁史 的参悟，也是对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的发凡，这一结尾是民族志文本形式中不可或缺的 分析性的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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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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