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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考》上半部分的出版已颇经曲折，在各方推动下终于面世；而顾佶人虽多方奔走联系“方志考”下半部分之整理，中华书局亦有意继续出版下部以成完璧，但因此书稿卷帙浩繁，下部（明、清及民国部分）达300余万字，整理自非一日之功，须通旧学的专业人士付出大量时间与精力。原来承担整理工作的王寿彭、李育民因人员精简而被近代史所辞退，王、李二人与顾佶人可能亦有些隔阂。尤为重要的是，在当时学人看来，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乃天经地义，而“方志考”一类著述是纯粹的书斋学术，与现实需要相距较远，因而不免相对轻视。参与协助整理“方志考”的李育民在1958年的整风运动中提出：“张先生是北洋时代的重要人物，对于当时的政治内幕知道很多，应当写出他的回忆，以便充实我所编辑近代史工作，这意见双反期间同志们已提过了，现在还未见到领导上重视起来这件事，我以为应该动员张先生自动写出通俗小册子，或去专人访问随时记录，这样做是符合目前形势需要的也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利的，据我所知现在张先生每天仍埋头乱抄一些无聊的东西，又整理与我所无关的方志考，空空浪费人力物力。”（《建议对张国淦先生的工作要作适当措施》）实则此前张国淦已写出《北洋军阀的起源》、《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洪宪遗闻》等数十万字的文稿，以其亲身经历与见闻，揭示北洋军阀时期之内幕。在片面“强调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氛围中，“中国方志考”自然难以获得真正重视，近代史所亦难以安排精干研究人员全力从事整理工作。种种原因交织，书稿下部之整理出版只得搁置。
1963年10月16日，经顾佶人同意，“中国方志考”下编书稿转交曾供职于近代史所的朱士嘉。顾佶人、中华书局及朱士嘉三方订立协议，由朱负责整理完毕，即行付印。“文革”前，朱已将明清部分整理完竣，交回中华书局保存，余民国部分尚在整理之中。“文革”中“清队”，朱士嘉受到审查，其家中所存民国部分，以及已整理好在中华书局保存的明清部分全部稿件，均由其所在单位武汉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文革领导小组保卫组朱孝平取去，并保存于打字室内。后因机关全体人员到黄陂去“斗、批、改”，资料在室内受潮，部分被水浸透而霉烂，部分被老鼠啃坏。1971年湖北省科学技术管理局成立时，为清理和交接有关档案资料，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干部黄德亮、刘伟等人认为此书稿无保存必要，将之作废纸处理。（《张传玲函》、《黄德亮、刘伟函》、《上海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古籍编辑室函》，见近代史所档案 甲350-461：合卷函《张国淦之女张传玲问刘大年方志稿事》）。“文革”结束后，出版社与张国淦家人抱万一之想多方搜寻，均无音讯，造成永远的遗憾。
“中国方志考”的整理出版工作一波三折，仍然未成完璧，其间或有偶然因素，但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在于片面强调“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氛围，使不能直接服务于革命斗争需要的学术著作受到相对忽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近代史所已然体现了难得的包容，而“中国方志考”尚不能避免“断简”的命运。面对学术与政治这一历久弥新的话题，还是令人深长思之。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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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2年02月07日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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