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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品表达的却是一位男子对女子的相思之情。欧阳修词集今存两种，即《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后者有许多俚俗的艳词，它是欧阳修的作品吗？他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风格的词集？如果我们对这些疑问发生兴趣，有意去探索，便可能形成一个学术问题。钱玄同说：“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喜疑，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由怀疑而产生问题，这是一种学术发现。此外还有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前人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或是迄今仍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科学的生命，是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动力。我们治学从问题入手无疑是最正确的途径。然而试图去解决所发现的问题并非易事，这需要对它所涉及的专业有深厚的修养，并对它发生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要判断它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新红学的兴起应当归功于胡适，他发现了《红楼梦》研究中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他说：“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们都忽略了‘作者生平’一个大问题。”正是由于胡适辛勤而广泛地搜集曹氏家族史料并作了科学的考证，才为理解《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清除了索隐派的影响，因而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然而红学家们对许多细微末节的繁琐考证，于理解作品无关宏旨，有的则是没有价值的。当我们试图对某个问题进行研究，必须表示自己的见解，逐渐形成一种假设。胡适主张“大胆的假设”，往往易于误导，以为它可以是随意的偶然的猜测。其实，假设是随着查阅有关论著、搜集资料、进行思考、探究事实间诸种联系，然后提出一个初步的看法，并将这一看法去印证事实。如果发现主观意见与客观事实相违，可以再提出一种看法，或设想更多的见解，加以排比核查。这样的过程经过多次的反复，从而产生科学的假设。胡适和朱东润曾根据《史记》关于屈原的记述中某些矛盾，遂大胆假设屈原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在司马迁之前已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和刘安的《离骚传》对屈原的记述。郭沫若指出：“他们的假设是他们的前提，同时也是他们的结论。先把新奇的结论假设出来，再来挖空心思找证据。……这种研究方法是标准的唯心主义，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是无足怪的。”所以我们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审慎地作出假设，如果它有巨大的创新意义，这时它才是大胆的假设。我们作出的假设，可能由于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被自我否定，最终形成一种创见，成为此课题的立说，由此可以避免以假设作结论的危险。
关于南宋词人吴文英恋情词的抒情对象，陈洵曾提出“去姬”说，即以为词中的女性是词人的遣逐的妾。此说经杨铁夫的发挥。而夏承焘却发现是两个“去姬”，一是苏州的，一是杭州的。如果我们细细寻绎梦窗词，则易见到其苏州的抒情对象不应是家主和姬妾的关系，而是词人和歌妓的关系；若再细读吴文英在杭州所作之词，则又会发现这位女性不具歌妓的特点，而是某贵家之妾。此过程中，若干假设被逐渐推翻，科学的假设得以立说。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的假说已有二十余种，各种假设皆以为自己的立论是正确的，但它们实际上仍是假设的性质。每种假设固然可以作为立说的依据，它是否成立则完全依赖于坚实的证据。考据学是最重视证据的。乾嘉学派的立意必凭证据，孤证不为立说，不隐匿和曲解证据，这在求证过程中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
中国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因而搜集某问题之资料不易齐备，若要求得新发现之资料尤为困难。现在使用高新科技方法检索资料固然容易，但经过大量淘汰后所得的仍很有限，且尚待核查，又有些资料却非一般检索可以得到的。我们细读原典，抄录资料时往往因理解的深入而有新的感受与心得，还会发现新的极珍贵的资料，这是当今视屏泛览所不可能代替的。傅斯年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仅要广泛地、尽可能齐备地搜集资料，还要注意对材料真伪的鉴别。胡适于《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里说：“我们对于证据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些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如果用上了错误的材料作为证据，必然会导致荒谬的判断。近世词学家夏承焘和吴则虞皆据宋人周密《志雅堂杂抄》的记述以推测宋季词人王沂孙的生卒年，但是今存《志雅堂杂抄》的各种版本俱无“王中仙”（王沂孙号中仙），而是“王中企”和“后王”。这样他们的证据存在讹错，结论自然不能成立了。所以鉴别文献的真伪除了胡适所指出的几点之外，还有文献的版本等诸多复杂的问题。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深有感触地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我们常常不可能详备地占有材料，即使汇集了许多材料，尚需从中找出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若是材料排比堆砌，这是缺乏拣择的笨拙的作法，表明研究者不善于使用它们。在材料不很齐备时，但有一些材料所记载的事实是确定无误的，亦可以成为最坚实的证据。有了它们的支撑，立说则会变为定论。从立说到定论的过程中，推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材料是客观的，其含义与价值是由研究者认识的，所以可能出现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竟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主体的推断便体现了一种学术见识和学术水平。王国维关于诸宫调的考证是一个典型而成功的例子。诸宫调是北宋民间兴起的一种讲唱文艺形式，在《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等笔记杂书里均有一些记载，然而在宋亡以后此种文艺形式衰微，明代刊行与传抄的《董解元西厢记》，令学者们难以判断它的文体性质，似乎诸宫调作品早已失传了。1912年王国维根据《董解元西厢记》的引辞和元人凌云翰《定风波》赋《崔莺莺传》，比较元人王伯成《天宝遗事》文体，并参证《录鬼簿》关于王伯成的记述，最后推断《董解元西厢记》是今存之宋金诸宫调。此后《刘知远诸宫调》传抄回国，南宋戏文《张协状元》被发现，均证实了王国维的推断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某种学术推断如果是科学的，那么从以后陆续发现的材料中，是皆可以得到证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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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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