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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将成都的街头划分为三个空间，即商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节日庆典空间。商业空间由店铺和地摊组成，商家之间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相互协作的一面，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共同带动了街头的繁华。正是街头巨大的包容性才使得游商浮贩拥有得以活跃的场所，每一个方寸之地乃至每一个角落，都滋生着生机，也给市民以发现和交易的乐趣。街头如果失去了商业空间，就会使人们失去了逛街的理由，也会使街头有一种一览无余的贫瘠。每一家店铺都是街市环境、街市话语和街市魂灵的延伸。街头因为店铺的存在而显得深不可测。日常空间由家与邻组成，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总是有着浓厚的生活氛围，下层民众的生活故事很容易越过门槛，从大杂院传播到街头。“如果哪位居民感到无聊，他只要走出门就可以与邻居们闲聊。在街边的住户基本不存在隐私，为了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简陋的房屋，面朝街道的门总是开着，好奇的路人也可以瞥一眼屋里的风光。哪家哪户有任何事情发生，无论好坏喜忧，瞬间便可以传遍整个街区。”（第５３页）
底层民众在城市生活内部保持着一种独有的自由度，即使是在政治动荡的时代环境中，也照旧延续着自己的生活逻辑，凝聚着城市的文化特质。下层生活是坦然的，无须遮掩，更不用粉饰。街头承载着他们的喜与悲，愤怒与牢骚，脾气与性情。根据王笛的考证，成都茶馆的兴起也不是出于休闲娱乐的理由，而是由特殊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井水味苦需挑河水饮用、燃料较贵需节约柴火等生存算计所推动的，说到底还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从精打细算地算经济账到“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体现了成都人生活智慧的两面。节日庆典空间，既满足了大众狂欢、情绪宣泄的需要，又为社区自治提供了契机。像晚清时期土地会、善堂、行会、会馆这样的非官方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街头为单位形成的社会共同体通过民间仪式建构了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如此美好的生活图景却因为政府的强行介入，而土崩瓦解。“在清明节期间，土地会组织居民清理阴沟，掏挖水塘……然而在民国时期，地方政府控制了社区的公共生活，并剥夺了土地会的组织之权，这项事务便无人理睬，许多阴沟池塘年久淤积、坏损，逐渐废弛。再加之人口增长，城市生态的恶化导致灾害频仍。”（第８１页）在王笛看来，僵硬的官方控制扼杀了民间的多样性，是导致城市街头失去蓬勃活力的根源。
辛亥革命前后所兴起街头政治，把民众当成革命者与国家权力进行斗争的工具，城市在动乱和谣言、炮火和巷战中经历了痛苦和灾难，民众生存环境恶化，城市街头风雨飘摇。公共空间的萎缩不断切断了人们与传统生活方式的联系，而且也损害了民众的生存利益。王笛的观点是深刻而锐利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重建，经常并非是以民众利益为考虑的，也并不容许他们对此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第３５９页）。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王笛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３３．８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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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网－博览群书 200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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