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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域关系的血缘化
为什么同样的两位女神要分别拥有“姑姑”和“娘娘”两个称谓呢?这里面有着辈分的差异。羊獬人是尧王的后代，他们称女神为“姑姑”；历山人是舜王的后代，他们称女神为“娘娘”。这里的“娘娘”不是皇妃的意思，而是当地人对奶奶的称呼，因为舜王比尧王要小一辈，所以历山人想来都认为比羊獬人小一辈，见到羊獬人都要喊“表叔”或“表姑”。当然这只是原则的认定，具体现实中由于年龄辈分的差异，通常都含糊地互道“亲戚”。因此，这两个差异甚大的村民聚落从外观(etic)来看不过是地缘关系，而在民俗内观(emic)里，却纯然是血缘的关系。
这种血缘关系是超历史的。当地有一个说法，这两个聚落之间自古以来从不通婚，因为本身已自认为是“血缘亲属”了。其实，即便这种血缘关系是真实的，按照中国传统，“五服”之外就被视为血缘关系中断，可以互相通婚了。所以，当地互不通婚的习俗反而显得非常特别，仿佛现代民众跟远古尧舜时代直接挂钩，中间漫长的历史变成空白而被轻易跨越了。这一现象与其说是女神信仰的笼罩力度，不如看作是当地信众对该信仰合法性的努力营造和证明。
这种血缘化了的地缘关系借着信仰的媒介，甚至弥散到了羊獬与历山之间的其他村落。在“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线路上，许多村落也生出了相应的传说。比如，当年娥皇、女英共嫁一夫，据说引发了“争大小”的矛盾。舜王为了调节两姐妹的纠葛，就让她们比赛谁先回到羊獬娘家，姐妹俩一个选了骑马，一个选了乘车。结果骑马的半路上马要下驹子，乘车的半路上车坏了，都耽误了时间，最后同时到达，不分胜负。现在的南马驹、北马驹、车辐村等村名就是因此而来。还有一些村落名称上没有什么特别，却有其他关于女神的灵验传说。而这些因着各种缘由与娘娘相关的村落居民，像历山人一样视羊獬人为长一辈，也统统成了羊獬和历山人的“亲戚”。传统的“接姑姑迎娘娘”走亲习俗有古今两条路线，并有来回不同路的传统。以现今走亲的固定线路而言，其间涉及两个县(区)五个乡二十多个自然村，各村或有娘娘神庙，或只设香案锣鼓接驾，他们或负责全部食宿，或专门负责“腰饭”(全部停下吃中饭)，或沿途供应茶水点心请走亲人员随意吃喝。虽然对娘娘的供奉程度和形式不同，但对于“亲戚”的认同感却是没有差别的。
其实，即便是羊獬人也无法与尧舜真实地联结起来，据采访所得，现在羊獬村的居民没有一户自称土著，都称是从外地迁入的。唯一提供家谱实物的闫姓在羊獬村算是根底最深厚的姓氏之一了，该谱记录了从最新去世者上溯的16代谱系，证明其本地居住历史在500年左右。这一现象可以证明，姑姑的信仰具有强烈的地域依附性，无论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只要定居于此，就自然进入了该信仰体系之中，成为“亲戚”中的一员。相反，本地迁出去的人士，一般都不再持续该信仰，因为姑姑的神像不像观音那样可以家家户户供奉一尊，而是必须经过走亲之后，在神庙里焚香请神回家，迁外人员无从实践。可见，该信仰与地域走亲仪式的粘连性是异常牢固的。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尧舜时代向来被描画成一个人伦和顺、政治清明的黄金时代，具有强烈的制度文明的象征意味。但是在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的走亲习俗里，尧舜高度的政治文明只是一个虚悬的伟大框架，人们认同它、景仰它，但未必亲近它。真正在习俗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却是两位娘娘，供奉迎接，都只有她们姐妹俩的事，尧舜作为他们的父亲和夫君，只是被礼节性地照顾到罢了。她们在典籍的叙述里只是尧试验舜的一个环节、一种工具，但在民俗信仰中却是关心民谟、可亲可近的慈爱化身，这是民俗文化不同于官方文化的特殊选择。这一点，在羊獬的神庙格局上有充分的体现。在有点模仿紫禁城外部形态的“唐尧故园”里，坐北朝南的中轴线上由南向北紧密安排着献殿、尧王殿和尧王寝宫，献殿之前是一个面北的戏台供尧王夫妇观赏娱乐。但是在献殿和戏台之间有非常大的一个广场，广场东侧坐东面西的是姑姑庙，看上去只是尧王的配殿，但可资注意的是，在姑姑庙的正对面却有一个高大牌楼，额题“圣德门”。牌楼是门中之门(唐尧故园本有城门)，从这个门楼进来，姑姑庙却在中轴线上。这样就构成了南北向和东西向十字交叉的两个中轴线，恰恰暗示了庙宇群落具备两个中心，南北向是政治文化的象征，以尧王为中心；东西向是民俗信仰的象征，以两位姑姑为中心。事实上，前一个中心是大传统(greattradition)的要求，真正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重要仪式活动，几乎都在牌楼和姑姑庙之间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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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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