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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谱忠：但是影片一开始就设定了故事结局，也判定了这个婚姻的关系模式，就是屈从于现代社会，举行城市婚礼。
韩万峰：是这样的。单凭一个小姑娘和一个老奶奶是无法扭转这个时代的，最后的屈服也是一种必然。但是我又有一点不甘心，所以设计了两个结尾，羌寨婚礼这个不一样的结尾，只是出于自己的一种愿望。我想表达的是，如果他们能够坚持，那么这个民族就能保持这份文化的光荣。
胡谱忠：为了表达维护羌族文化的立场，你是刻意设计出一个带有负面形象的男主角吗?
韩万峰：我其实一直就没有想过找一个很帅的男主角，那样的话会显得很戏剧化。我就是找了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教的英语代表了一种很强大的外来文化，他掌握着这个时代的主动权，他跟尔玛本来就是不平等的，这才是一种自然的叙事。
胡谱忠：你在拍摄《尔玛的婚礼》时，节奏和手法略显单一，在表现羌族传统生活的精神和风采方面显得不足，故事没有走向心理高潮，也影响了你影片的主题。这是技术手段造成的局限吗?
韩万峰：这点我没法过多地考虑。因为要表现整个结婚场面的话，需要很多的镜头，很长的时间，很宏大的场面。而我在拍摄时，经济上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我无法把它全部表达出来。拍完以后，我也心存遗憾，觉得有些地方还是粗糙了。所以以后的电影，包括描写侗族的新片《嗓嘎》，我都会尽量制作得更加成熟，也会在演员、道具、美术等多方面下功夫，让画面看起来更精美一些。
胡谱忠：你为什么坚持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对白?
韩万峰：我不会放弃少数民族语言对白，虽然我知道这样的话也许会没有观众，在电影频道也上不了黄金档等等。我拍摄这类影片，想的是以后，不是今天。我想，10年或者20年后，或许会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到这些电影的价值。我只是本着对一个民族的热情去拍这些电影。
要坚持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对白非常不易，因为少数民族语言在地区上会出现很大的差异，有时候仅仅是翻过一座山，语言就出现了不同。我并不能找出一个代表性的语言，只能尽量使用一种相对集中的语言。就像在《尔玛的婚礼》中拍摄的是汶川到理县这一带，那我就以这一带的方言为准。我在拍摄每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时，都会与该民族的学会合作，我需要他们强大的支持。他们在本民族语言方面是权威，而他们也都很支持我。
胡谱忠：你已有的3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都是用一个少数民族女性的情感选择来隐喻一个民族面临全球化经济大潮时，其传统文化价值受到的冲击，你是否担心你的电影最终走向模式化?
韩万峰：我会尽量调节。我的这3部电影都是围绕着“全球化影响”这样一个主题，之后的可能会变换。
胡谱忠：你觉得你的电影与其他导演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什么区别?
韩万峰：很多导演都拍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我觉得我的拍摄风格和理念跟他们不太相同。有些导演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大多是把一个汉族的故事移植到少数民族的背景上。而我拍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第一就是要求演员必须是本民族的，而且会说本民族的语言。
胡谱忠：你有这样的意识固然难得，可现在有一种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由本民族导演拍摄更地道。你这样的理念是否已经落后了?
韩万峰：没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故事的出发点。如果从民族的原点出发，真实自然地表现民族本身，而不是本着一种猎奇的心理，那么由谁来拍摄并不重要。作为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我会逐渐地退到后方，因为故事的发展是很自然的。像《尔玛的婚礼》这部影片中，关于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承还是追求所谓的时代新潮流的抉择，无论是汉族导演来拍，还是羌族导演来拍，结局都是唯一的——在市场经济大潮和全球化的趋势下，都只有屈从这一种选择。
而我拍摄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带着一种希望，就是记录在全球化趋势下，一个民族变迁时的状态。这并不是说我能改变一个民族变迁的过程，我也不可能去延迟它变迁的时间。
我认为，只要尽量从每一个少数民族身上发掘故事，然后把它自然地表现出来，这样的故事就已经很有力量。我也很反对那种把已经不是原生态的东西非要还原成原生态的想法，既然变化是一个现实，那就去接受它。为了表达我记录当下的这种理念，我在每一部电影包括以后的电影里都会有播放新闻联播的画面，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全球化吞噬着多元化，这也是现在世界上很多学者都在研究的问题。我看了很多外国导演拍摄的民族题材电影，从这些描写原住民的影片可以看出，他们既认识到这些文化留存的价值，也为这些文化即将消失而感到忧虑。我的影片中也经常出现这种矛盾的心理。
(贾兴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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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0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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