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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序言
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①近年来如雨后春笋似地成长，不仅文论、著作大量涌现，学人学者队伍日益扩大，而且更重要是在学科概念、学理方法、研究范畴、学术界限等方面展开了广泛地探讨、开放地争鸣、积极地批评。以及深入地研究，它的兴起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眼下其似乎成为了“显学”。②
所谓“显学”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其之名始见于《韩非子》，一般指该学科可研究的含量之深大、内容之丰富、理论之深邃复杂、学派之众多、成果之盛况，以及涉足领域的学者人数之多；或是一学科的观念和思想之新颖一时间对传统学科产生了重大冲击和影响。显然，本文所涉及的内容二者兼之，更多属于后者。
音乐人类学作为学科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后的约半个世纪，2001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新撰写“音乐学”条目中以非常重要的笔触强调了音乐人类学对音乐学大学科的影响（详述见后），“显学”的作用毋庸置疑。这种作用之大，使得ethnomusicology概念介绍到我国只有约四分之一世纪时间的中国音乐人类学，其已经成长为在中国音乐学界中可以与国际学界接轨和直接对话的学科。
那么这种作用的动力，或者核心是什么？
是观念、思维和思想！
音乐人类学即是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对象，从这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认识人自己、他的社会和他创造的文化这样来认识和理解音乐的观念或思想是半个世纪以前没有过的。因为传统的音乐学所关注的是音乐作品本身，即音与音之间的纵横关系。关心的是音乐“是什么”，而且是一个在狭义上的“是什么”。这种意义上的询问，在过去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认为是唯一可行的，而且对于那个技术层次上“是什么”的回答也是满意的。例如，读者们习惯于阅读“小调性质的第一主题需要一个关系调上的第二主题来呼应”之类的文字。人文思想的发展，或者说进步，人开始对那些单独、孤立的认识事物的方式不再满足。观念开始改变，思维方式开始改变，思想认识开始改变。对音乐的理解也是随着这些对人自己、对他的文化的理解的改变而提高的。从18世纪的猎奇心态来收罗非欧洲音乐到20世纪中将音乐理解为文化，事实上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而不是研究内容的转移。因此，音乐人类学这个术语的提出是建立在对音乐的新认识的基础上的，是一种对人类任何音乐的内容和形式排除文化价值判断的认识。它的思维角度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询问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怎么样”产生、传播和作用的，由此来解答音乐“为什么”在不同地理环境、文化环境中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功能等。这样的理解角度是思维和观念的问题，而不是学科或领域或方法论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继承传统，但是又不满足传统观念和思维的局限性而迈出的一个新路子，为的就是希望对音乐复杂的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去认识音符背后所蕴藏着的更本质的东西，来接近人类生活中的普遍或一般的“真理”。①
第一章 学科定义与名称
本学科目前有两种英文名称：其一为ethnomusicology，系荷兰学者孔斯特（Jaap Kunst）1950年所杜撰，即ethno-（人种、民族、文化集团）加musicology（音乐学），最初两个词根中间有连字符，即ethno-musicology，他认为这一术语较之其前身“比较音乐学”更为确切，因为这门学科“并不比其他学科进行更多的比较”；中文译名“民族音乐学”，系我国学者罗传开20世纪70年代末从日文译名引入；其实早在20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已经采用ethnology的日文译名，即“民族学”。学科英文名称之二为anthropology of music，由美国学者梅里亚姆（Allan Merriam，1964）所提出，译作“音乐人类学”。在该学科英文和中文文献中，这两个名称及其两种中译名经常交替使用。此外在欧洲，还有不同名称。如在德语国家常称作“音乐民族学”（Musiketlanologie），或沿用旧名称“比较音乐学”（Vergleicllende MusikwissenschafI）；一些东欧国家则称作“音乐民俗学”（musical folklore）或“音乐民族志学”（musical etlanography）。但关于本学科的名称（包括其中译名）历来颇有争议，国内外均有一些为之重新定名的建议，其中比较合乎本学科性质的是cultural musicology（cllase，1972）及中译名“文化音乐学”（赵宋光，1987）。鉴于人类学倾向在国际学术界早已成为主流，而且国内近年来也较多倾向于人类学（如杨沐、管建华、洛秦、汤亚汀等人的著作），故本文采用“音乐人类学”这一中译名称，尽管该学科在1950年代的音乐学倾向使得“民族音乐学”的名称更为恰当（中译名详见本章正文，出处见正文“引文索引”）。
后记
本集收录了笔者从1990年至2004年这15年中有关西方音乐人类学（又名民族音乐学）几乎所有的文章、论文和译文（仅一篇为2007年所撰），其中有几篇是首次公开发表。将它们辑集出版是本人近年来的一个心愿，以形成一本系统阐述这一学科方法论的专著，填补国内该领域的空白，也方便读者，免除他们到各种音乐期刊上寻找的麻烦。因为据说内地和港台都有学校将这些文章作为学生阅读材料，可见新学科、新思想对人们所具有的吸引力。本书还有一个目的是引起音乐界其他学科更多学者对方法论的注意。西方学界对中国学界主要的批评之一是：只有材料堆积，少有新方法和新视角，也很少通过方法演绎出理论。其实，新颖的方法或视角有时候倒也能得出一些原本无法得出的新结论。
回顾本人对音乐人类学的认识，的确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70年代后半期，笔者就翻译了《非洲音乐》，1980年代初为《音乐爱好者》编写了“非洲之音”系列，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非洲音乐”等条目。但当时对这一学科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地区研究”中具体的“民族志记述”这样一个肤浅的层面上，即就事论事，没有注意——也确实没有意识到——音乐现象表层研究背后隐藏着的方法论。而且自己在整个1980年代一直在徘徊，寻找可以做切实研究的具体领域。
1988年6月是我学术生涯中一个重大转折，那时《非洲音乐》的作者恩凯蒂亚来华，在中国音乐学院作了有关音乐人类学的为期一个月的系列讲座，正是从那时起，我才意识到并且迷恋上了这一学科所包含的丰富的方法和角度。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通过阅读原文，源源不断地翻译介绍了一些新思想和新角度，并尝试用之于自己的研究，我称之为方法论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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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卓越网图书频道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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